近代中国有三次规模较大的人口迁徙：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据考证，走西口现象大约从明代中期开始，其高潮出现于明末清初，直到清朝末年，这个时期走西口的人口数量最大，前后经历了大约三百年的历史。

    走西口的主要是山西人，陕西、河北也有流民涌入走西口的大潮。在当时，山西人很穷，其穷困的原因并非因为懒惰，而是因为山西的自然条件实在太恶劣。清朝时山西一个读书人在谈到山西时曾痛心疾首地说“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惟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续命”。“汗牛痛仆”的意思就是说牛已经累得浑身大汗了，主人仍要使劲抽赶。在传统社会中，耕牛对于农民来说，不仅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还是他们劳作的伙伴。不到万不得已，轻易不会这样拼命使唤。但是即使这样拼命地干，田里产出的粮食仍不够糊口，清朝一个叫任启运的人曾说“江南二百四十步为亩，山西千步为亩，而田之岁入，不及江南什一”。大同的地方志甚至说当时大同地区“岁丰，亩不满斗”。

    山西不但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在清朝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山西全省性的灾害就达一百多次，平均三年一次，其中最长的一次旱灾长达十一年。据官方统计，死于这次灾荒的山西人超过了三百万。

    与其眼睁睁挨饿坐以待毙，不如走出去，也许能闯出条活路来。于是便有了山西人走西口。

    为什么山西人要走西口去内蒙古草原发展呢？为什么不选择去别的地方呢？原来，除了内蒙古草原的自然条件比较好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草原阿拉坦汗欢迎山西等地的饥民，让其帮助当地发展经济。

    元朝灭亡之后，以元惠宗（顺帝）妥欢帖睦尔为首的蒙古部众被迫退到上都（今多伦县西北正蓝旗东上都河北岸），史称“北元”。自此蒙古封建主和明朝在中国北方长期对峙，蒙古各部之间亦纷争不断。历经170多年的风云变幻，成吉思汗第十七代孙阿拉坦汗（俺答）占据了河套地区。

　　阿拉坦汗是一位贤达开明的有作为的统治者，为发展地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他积极主张改善与明朝的关系，实现通货互市，并多次派使者与明朝谈判；可是明朝嘉靖皇帝一次一次拒绝阿拉坦汗的诚意，并杀害使者，最后导致阿拉坦汗不得不和明朝兵戎相见，率蒙古铁骑旋风般穿越草原，包围了京畿重地，迫使明朝不得不作出妥协，于隆庆五年（公元1751年），与阿拉坦汗在大同签订了“隆庆和议”，实现了北元与明朝间的通货互市。

　　此正值明朝中叶后期，由于朝政腐败，晋陕冀边民生活十分困苦，明朝与阿拉坦汗通货互市后，无异给晋陕冀边民打通了一条生命通道，便有许多穷苦边民以及因参与反对朝廷而遭官府缉捕者，为逃生或避难，纷纷越过长城，到“口外”广阔的蒙古草地上谋求生存。阿拉坦汗出于为我所用、发展地方经济的目的，便敞开胸怀接纳了他们，给他们提供土地和毡帐、耕畜和牛羊，让他们从事农牧业生产或铁匠、木匠、毛匠等手工业劳动。由此揭开了晋陕冀边民“走西口”的序幕，也实现了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在河套地区有机融合的一次飞跃。后来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乱，杀虎口又成了供应大军粮草的后勤基地。所以这一带来往的客商很多，最终造成了这个地方一度的商业繁荣。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到口外去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于后来的票号建立。所以，西口之外的异地他乡，反倒成了晋商的发祥地。  

    那么，西口在哪里呢？有专家认为特指山西右玉县晋蒙交界处的杀虎口，明朝时称“杀胡口”，清代改其名为杀虎口并沿用至今。因为杀虎口位于长城的另一要塞张家口以西，所以就有了“东有张家口，西有杀虎口”的说法。山西土地贫瘠、十年九旱，流民到内蒙古河套一带谋生，大都走杀虎口这条路径，方位是由东往西，这也是杀虎口成为“西口”的一个重要依据。当然，“西口”亦有广义的理解，它泛指通往塞外草原的长城诸关卡要隘，此种观点似乎更为民间所认同。

    西口还有旱西口、水西口之分，杀虎口等长城关隘是旱西口，而地处晋陕蒙交汇处的山西河曲，是走西口的水路码头，故称水西口，河曲至今仍保留着“西口古渡”这一历史遗迹。

    走西口的路上充满了血泪与艰辛。它更像是一种赌博，和命运，和老天爷的一种赌博。赌注就是自己的一条生命。能烤昏人的酷热、零下四十度的严寒，神出鬼没的土匪抢劫……有多少人死在了走西口的路上？当时没有统计也无法统计。

    山西人在民歌里凄惨地唱到：“自古那个黄河向东流，什么人留下个走西口？”这无疑是当年走西口人们的哀怨心声。他们为了谋生，不得不背井离乡，泪别父母妻儿，远走异地过着孤苦艰辛的日子，难免心中充满悲伤；更有留在家乡的父母妻儿。

    尤其是年轻的妻子，揪心扯肝，思念在外的亲人。于是她们就用唱曲儿来倾诉心中的哀怨：“哥哥你要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住那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哥哥你呀走西口，小妹妹我送你走，怀抱你那梳头的匣，两眼泪双流……”这首《走西口》的民间小调广泛流行在陕西、山西、内蒙古及河北省北部地区，可谓家喻户晓，人人会唱。其朴实的语言，细腻的风格和荡气回肠的唱腔，高亢、真切的词曲，反映了当年走西口的怆然、缠绵与悲壮。它的歌词其实是妻子送别丈夫，少女告别情郎时说的一些家常话。因为分别之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面，所以叮嘱的就多一些，琐碎一些，生怕有什么自己想不到的地方。

    那年月不知有多少哥哥走了西口，又有多少妹妹流尽了泪花，可以说随便拎出哪个来都是部厚重的故事。刘继兴考证，当时因走西口在内蒙古定居的河曲人就达20万之多，而现在的河曲县，也不过16万人口。当年仅仅一个县就有这么多人走西口，山西全省有多少呢，肯定得是一串很长的数字，数字上血泪斑斑。　

    就这样，当年一代又一代的山西人走西口，走出了一部苦难史，也走出了一批历经磨练而精明强干的晋商来。如乔家大院的主人在鼎盛时期一度垄断了包头的一切贸易经营活动。而乔家由寒酸贫困通往大财大富的发展道路，就是由先祖乔贵发走西口开始的。包头，现在是内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城市，人口超过两百万。在一百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个叫包克图的小村子。包头人说，因为山西人到这里做生意，才一点一点有了今天包头城的雏型，现在包头城里还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这样的说法。复盛公就是山西乔家在一百多年前开的商号的名称。

    在走西口历程中变成大商人的山西汉子们回来家乡后，为自己修造的房子大都是豪宅大院，被作为晋商财富的象征。这些院落的第一代主人，在走西口之前，几乎全是一些在家乡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

    然后，像这样的成功者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大多数走西口者命运很凄惨。山西的许多地方志中，却记载了大量的这样的故事。如榆次有个姓董的，他父亲和他母亲结了婚就走了，以后生下他。根本没见过父亲，三次到新疆去找，听说在新疆，在哪里不知道。第一次去失败了，过了几年又给别人当长工，赚了钱以后又去找。第三次走到半路上，听到一个人从西北回来的一个人，像山西口音，就问，打听，说敦煌有个庙，庙里有个人的长相，像你说的这个人差不多。后来他就往敦煌去，去了以后，到庙里一听，口音是山西榆次人，马上就问他什么名字。这个老和尚还没有回答，来访的年轻人一下跪下了就叫父亲，最后一问就是他的父亲。”

    到了清末民国时期，随着晋商衰落和内蒙贸易的停顿，以及政府对此地失去控制，走西口以一种无序的状态进行。而西口之外的地区政局动荡不安、灾患频仍不断、基层控制能力薄弱，走出西口的移民仍然和口内一样生存无着，大多走上了匪盗之路。走西口又从财富之路变成了从匪之路。走西口的规模也渐渐变小，走西口从此走向衰落。

    欣逢盛世，走西口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走西口的文化内涵却传承了下来，那就是不屈不挠、艰苦创业的民族精神，是激励后人奋发图强的一笔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