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撰稿 平客 发自北京

　　记者的工作不是老去夸奖一个国家，而是去找它的不足……

　　5月24日午夜1点多，人在成都的英国《泰晤士报》北京分社社长马珍(JaneMacartney)接到了来自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的电话，邀请她跟随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去映秀。“他们告诉我，还有很重要的人物出现。”这是马珍在四川采访大地震的第12天。

　　24日上午，马珍与路透社、美联社、美国CNN和NBC、日本NHK等国外新闻机构的12名驻华记者一起，登上一架军用直升飞机，从成都飞往映秀，马珍所属的《泰晤士报》是惟一受邀的国外纸媒。

　　11：30，飞机降落在映秀一片废墟旁，映秀有点闷热。几分钟后，温家宝总理与潘基文一同出现。

　　现场也有中国记者，温家宝提议把更多提问机会让给外国记者——马珍是第一个提问者，她的问题是：“你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现在去问豆腐渣工程那样复杂的问题还不是时候。”马珍说。

　　5月25日出版的《泰晤士报》上，马珍写道：“自中国四川5月12日发生现代以来最具破坏性的地震之后，温家宝的表现总是令人惊讶……他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的话非同寻常的坦率……他表情严肃，嘴唇干裂，眉头紧锁。这种关切的表达已经让他赢得全国范围的支持，对地震中的幸存者起到了鼓励和安慰的作用。”

　　马珍用“前所未有的新闻开放，令人惊讶的秩序井然”描述了她在四川灾区的所见所闻。

　　豆腐渣震动中国？

　　马珍1985年到1989年任美国合众社驻中国记者，1995年到1998年在路透社担任驻中国首席记者，是一个老资格的中国通——她的先祖是215年前觐见乾隆皇帝的英使马戛尔尼(GeorgeMacartney)伯爵。2005年马珍加盟《泰晤士报》，担任北京分社社长。

　　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正在北京的马珍赶上了第二天8：00飞往成都的航班。到达四川后，马珍听说四川省外办会给外国记者发放一张特别通行证，以保障他们在灾区采访顺利通行。“2007年1月1日起，中国政府就开始为奥运及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提供便利。”马珍说，到2008年10月17日止，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只需受访单位同意，无需像以前那样报外事部门审批。

　　马珍打电话到四川省外办咨询，那里的人告诉她，每天夜里12点之前她可以随时去办通行证。

　　到达四川的第三天晚上，马珍从灾区回成都发稿，在外办拿到了特别通行证，前后只用了15分钟。马珍说：“以前任何采访都得特别申请，经常申请递上去了，要么拖拖拉拉，要么干脆就没下文了。”1996年2月的丽江大地震，她手下的记者就没能去那里采访。

　　5月13日中午到达成都后，马珍租了一辆车，立即赶往都江堰聚源镇中学：“到那之后，我们被告知不允许接近学校，因为他们还在找活人，不能干扰他们的工作。”尽管得到了特别通行证，偶尔也会碰到一些限制，这些她都能理解。

　　美国公共广播公司(NPR)的自由记者陈家敏(JamilaTrindle)用“难以置信”来形容自己有关这次地震的观感，她难以置信的是“可以在中国这么自由地报道这样一个灾难”。

　　汶川地震发生时，NPR美国总部的一个团队正在成都一家修道院采访，忽然地动天摇，地震了。

　　NPR的主持人录下了现场的情形，传回美国在广播节目里播出，并上传到NPR网站的“成都纪行”博客中。陈家敏随后赶往四川，5月19日，她在绵阳体育馆向美国听众报道了2万多生还者等待亲人消息的情景。

　　5月22日，陈家敏还制作了5分11秒的特别报道《豆腐渣震动中国？》在NPR播出。同时，她告诉美国听众：中国政府已经表示将严惩豆腐渣工程责任者。

　　厕所竟然不臭

　　马珍用“秩序与迅速”来描述她看到的四川灾区：“灾民都集中在九洲体育馆，那里人很多，但让我吃惊的是，厕所竟然不臭。”

　　马珍努力为中国政府的灾后反应速度说好话。她在什邡红白镇碰到一个老百姓，孩子在学校遇害了，老百姓抱怨政府反应太慢，凌晨4点才赶来。“自己的孩子被埋在下面，哪怕5分钟都觉得够长了。但我认为，凌晨4点到达已经够快了，我们自己的车从成都开到红白镇，开得已经很快了，最起码要3个钟头，况且已经有山体滑坡了，谁也不知道路的情况怎么样……下午两点半发生地震，他们用了12个小时到达，而且组织出了足够的人力，这很不容易。再比如汶川，哪怕是飞机也没法到，因为没有平的地方，任何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有这样快的反应，不容易。”

　　马珍强调：“作为一名记者，也许我不该说这么多好话，但这确实是我看到的真实情况。”

　　在四川灾区的12天，马珍每天为《泰晤士报》及其网络版发出两到三篇有关中国地震的稿件，除及时报道灾情、中国政府救灾工作外，也对豆腐渣工程导致大量伤亡的现象提出质疑，“这些也是真实的。”

　　这些文章大都刊发在《泰晤士报》二三版的重要位置，网络版也在首页进行了重点推荐。

　　5月15日英国《每日邮报》刊登了摄于四川灾区的《摩托车上绑在一起的夫妻》——中国丈夫将死难的妻子绑在身上，骑上摩托车带走。照片迅速被全球媒体和网站转载，成为“给死者尊严”的典型。

　　美籍独立摄影师沈祺徕就是这张照片的拍摄者，他曾于2001年春节只身奔赴河南睢县拍摄艾滋病人。

　　此次沈祺徕跟随《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采访灾区中的孩子——这是他第一次实地拍摄灾难新闻图片。在沈祺徕看来，西方人非常关注地震中的独生子女。

　　出发前，沈祺徕心里没什么底，他并不确定手中的外国记者采访证能让他走多远。让他意外的是，一路上不仅没遇到太多阻拦，5月15日，从成都赶往北川的路上，甚至还得到了一位军区大校的帮助，这位大校开着车顺路把他们带到了距离北川只有5公里的救灾指挥部。“我非常希望中国新闻能一直开放下去。”沈祺徕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不让进，只能猜

　　在汶川地震十几天的采访中，马珍对新闻的开放与否体验颇多：“以前，有些新闻官员的态度非常凶，你遇到这种情况，会想这些人为什么不合作，为什么要害怕？你就会追问，他们为什么不跟我们说真话，他们到底在怕什么？这不是偏见，这是很正常的反应。这次我去灾区陪着解放军，看他们工作。开始他们有点紧张，慢慢就放松下来了，很愿意跟你讲话，两天下来，你马上会了解到这些人干得不错，你就很可能会写他们的正面文章。”

　　马珍已经“习惯”了在中国采访受阻：邓小平去世那年，她要去邓小平老家四川广元采访，还是不让外国记者去。

　　以英文博客“单位”闻名的南非人金玉米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十几年，他曾亲历SARS等突发事件，他认为新闻开放是利大于弊的：“这次拉萨发生暴乱时，英国《经济学人》记者麦杰斯恰好在那里采访，赶上了暴乱，亲眼目睹了发生的一切。他是惟一在当地的外国记者，结果也只有他发出的报道是最客观的，3月19日《经济学人》有关拉萨暴力事件的报道中，描述了汉人遭到暴力攻击的情形。麦杰斯后来在CNN节目中接受采访，也讲述了他亲眼所见的藏人打砸抢的情况。其他记者没法去现场，只好瞎猜。”

　　汶川地震发生后，西方媒体普遍给中国政府打了“高分”。《纽约时报》在地震次日发表文章，不但肯定了中国政府官员和救援人员作出的迅速反应，还赞扬了这次中国政府对信息采取的公开透明举措：“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其英文网站上，大量报道此次地震灾难，定期更新灾情报道,其中包括最新死亡数字。”

　　“不管什么国家，记者有时有偏见，是正常的。记者的工作不是老去夸奖一个国家，而是去找它的不足。比如地震中暴露出来的豆腐渣问题，记者就该去问，为什么聚源的学校榻了，周围的楼却没有塌。”马珍说。

　　在金玉米看来，偏见在东西方的对视中一直存在，在媒体中表现的尤为强烈：“确实有些西方记者还用奥威尔《1984》的政治寓言看中国，认为中国依然是斯大林主义的，看中国的目光还停留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也确实有大大小小的官员，思维还停留在对西方媒体敌视、不信任的层面上。”

　　“大家看彼此都缺少上下文，尤其对于驻华的外国记者来说，有时会只看到事情的侧面。”金玉米说自己做博客“单位”的目的，就是为西方记者补充上下文。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金玉米在“单位”中翻译了中国媒体有关这次地震的大量报道，“这一次，中国媒体的报道有很多负面批评，比如对豆腐渣工房屋的质疑、对慈善机构的监督，有些报道比外国媒体的批评力度还大。”

　　金玉米在汶川地震第二天特别刊登了英国《每日电讯报》1983年11月2日刊发的一篇有关唐山大地震的报道。当时，《每日电讯报》驻华记者格雷厄姆·恩肖(GrahamEarnshaw)与其他外国记者一起被中国政府邀请到唐山进行报道，恩肖在文中写道：“唐山大地震后，这座城市对外国人关闭了整整7年。而此时，距离唐山大地震发生时的1976年已经过去了整整7年。外国记者终于被允许到那里进行参观，看一看那里到底曾经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