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里的千万富翁
何锦荣说，自己就和《追捕》里的杜丘一样，想尽办法逃避治疗。他先把药吃下去，张开嘴给医生检查。等医生走了，就到厕所抠嗓子眼吐掉。他甚至收买了一个送药的护士，在检查服药时对他网开一面
昨日，广州千万富翁何锦荣状告广州市脑科医院侵犯人身权一案，在荔湾区法院第四次开庭。双方就医院收治何锦荣是否合法、医院是否篡改门诊病历等展开激烈争论。
在何锦荣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自认为身体和精神都很健康的他送进精神病院的，是他的妻子。
——《南方都市报》4月15日讯
本刊记者 刘子超 实习记者 李敏 发自广州
绑架
相框里穿着白衬衫和花裙子的年轻男女站在越秀公园的假山前，男人的手搭在女人的肩膀上，周围是欢乐的人群。很多年过去了，照片已经有些泛黄，相框也蒙上了尘土，1985年夏日的阳光看上去温吞而孤独。
在另一张照片上，他们靠在一张嫩黄色的沙发上，微笑着面对镜头。房间明亮，沙发和地板上摊满了毛绒玩具。
20年之后，照片中的男人何锦荣坐在相框下面的沙发上，他的婚姻面临破裂。
时值深夜，房间里一片安静，唯一能听到的声音，来自钟表“滴滴答答”的走动。窗帘拉开了一半，从街上透进来的光线给客厅的每一个物件都留下了阴影。
敲门声是在2005年12月21日凌晨响起的，在寂静中显得格外急促。何锦荣走过去刚一开门，三个彪形大汉就闯了进来。
他还没来得及弄清楚发生什么，一记铁拳就把他打得眼冒金星，鲜血顺着鼻孔直往下流。
“他们说我‘走白粉’，”3年后，何锦荣回忆。他爬起来，想要反抗，但一把铁索锁住了他的脖子，接着右手和左脚被铐在了一起。他就这样被抬下楼，毫无尊严地塞进了一辆白色面包车。
“他们的动作非常专业，”何锦荣说，“我当时想，完了，我被黑社会绑架了。”
就在这时，借助引擎启动时的光亮，他看见了坐在车后面的人——那是他的妻子和儿子。他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但很快就明白过来：一定是陈燕芳在找人报复他。
噩梦
在广州市脑科医院的诊疗室里，五六个医护人员围上来扒光了何锦荣的衣服，给他换上病人的服装。他说自己没病，但医生不为所动。“你越是说自己没病，他们越是把你当病人看，”何锦荣说。
他徒劳地挣扎、求饶，像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乞求宽恕。当他被“大字形”地绑在床上时，他突然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将要经历什么。
“我试着和医生解释。我和他们说，我和妻子正在闹离婚。她把我送进精神病院，是为了侵吞我的财产。”
但是没人相信这个“疯子”的言语。医院的病情记录单显示，医生认为他的申辩是典型的被害妄想。很快，何锦荣被初诊为疑似偏执型精神病，留院观察治疗。
那晚，何锦荣感到了真正的恐惧。他被关在医院11楼的重症监护室，同屋的5个人都是严重的病人，经常乱喊乱叫。束缚带依然绑着他的手腕和脚腕。他盯着天花板，一夜未睡，生怕哪个病人会突然扑过来。第二天一早，广播声响了起来。何锦荣看到护士给他拿来了抑制神经的药物——情景如同日本电影《追捕》。
何锦荣拒绝服药，他坚持认为自己没病，激烈地反抗着。一个医生走过来说：“要么你自觉一点，要么我们就强行注射了！”
何锦荣继续反抗，两个护士就过来按住他的头，把一根输药管顺着鼻腔直插进去。这招终于让何锦荣不堪忍受，他决定“配合”。
何锦荣说，自己就和《追捕》里的杜丘一样，想尽办法逃避治疗。他先把药吃下去，张开嘴给医生检查。等医生走了，就到厕所抠嗓子眼吐掉。他甚至收买了一个送药的护士，在检查服药时对他网开一面。但何锦荣知道，只有出去才能真正脱离险境。
何锦荣的母亲已经80多岁了，基本上每天都到医院来和医务科的人说理。老人屡次以跳楼和下跪相逼，但放人的请求始终遭到拒绝。医院说，按照精神病院的出院规定，当多名监护人在治疗意见上出现分歧时，医院倾向于听从第一监护人(妻子)的意见。
“我哥哥找了派出所、司法局，甚至托人找到市政府；我十几个朋友来到医院大闹，”何锦荣说，“但是医院仍然坚持第一监护人同意才放人。”
几天后，他妻子提着水果和清远鸡来到医院。何锦荣本想借此机会，求妻子把自己放出去。没想到话不投机，何锦荣再次怒不可遏。
“她带着两个律师来看我。谈了几句，就拿出一份财产委托书，让我签字。委托书上写着，在我住院期间，公司的财产由她代为处理。”何锦荣说，“我当时气得抓起委托书，朝她脸上摔了过去。”
医生护士纷纷行动，把“病情发作”的何锦荣按住，她则转身恨恨地走了。何锦荣说，此后的探访，他妻子都没再进来，只是站在门外与医生说话，而自己生意上的往来，也只能隔着铁门签字盖章。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经济大权，”何锦荣说，“除非把我杀了！”
虽然他的情绪越来越低落，但却始终抱着一丝逃出去的希望。他整天筹划着，像准备越狱的囚徒——依靠妻子的怜悯显然不可能了，他只有靠自己，但医院对他的监管异常严厉。
何锦荣曾让朋友带来衣服，把自己“调包”出去，但探访时护士的眼睛时刻都盯在他身上。他让哥哥给他带来运动跑鞋，打算趁“放风”的时候越墙逃跑，但“放风”的申请被驳回。他甚至想过让外地的公安以“提堂”为由把他“救”出来，但最终依然前功尽弃。
“我听医院的人讲，只要给14万，就可以在这里包吃包住一辈子，”何锦荣说，“我当时怕极了，担心自己要在这里度过余生了。”
何锦荣渐渐感到了绝望，仿佛和外面的生活断掉了联系。白天鹅宾馆的早茶、云影花园的豪宅，那些从前的享受似乎已变成遥远的往事。
“我不停地鼓励自己，”何锦荣说，“这是一场保护财产和尊严的战争，我不能妥协，不能让步。”
然而现实则令何锦荣难以启齿。每周两次，他和其他病人一起，被拉到公共浴室洗澡，在女护士的监督下脱光衣服。
“这是绝大的侮辱，”何锦荣说，“那些病人都无所谓，但我无法忍受。”
他拒绝再去洗澡，只在洗手间用冷水冲凉。很快，他开始发烧。在一片迷蒙当中，他梦见骨头里充满了泡沫，泡沫中浮现出一个女人的微笑，继而恐惧摄住了他。
何锦荣说，有不少人对他的遭遇表达了同情。一个离过婚的护士每天来找他聊天，把自家煲的汤带给他喝。几家媒体记者混进来，伸出猎奇的触角。何锦荣一次次地向他们倾诉着经过，但每当人去屋空，他依然感到慌张。
“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成为别人嘲笑或者同情的对象，”何锦荣说，“所有的人都会这么说：一个被妻儿送进精神病院的××富翁。”
财富之路
一份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内地个人持有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约30万人，其中广东4.6万人，占全国15%。
何锦荣，就是这4.6万人中的一个。
1955年，何锦荣出生在广州番禺。父亲是资本家，在文革中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因为出身不好，何锦荣经常受到班里同学的歧视。
那时候，学校里大都是工农子弟，放学回家的路上，常有同学朝他扔石头。班上搞“一对红”互帮互助，但却没有女生愿意和他结成一对——因为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反革命”。
1972年，何锦荣高中毕业。他悲观地发现，进国有工厂的机会都给了出身好的同学，他只分到一个旅馆清洁工的职位。何锦荣至今觉得，那是不公平待遇，虽然他正是靠这份工作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他每天收拾床位，打扫房间。日复一日。有时旅客在房间的痰盂里方便，他还要负责把它们清理干净。
住在旅馆里的大都是生意人，他们的谈吐见识让何锦荣崇拜。有时，一些旅客会给何锦荣一点小钱，让他跑腿买些东西，办点事情。见他聪明伶俐，逢年过节还会送来一袋米、一尾鱼。
“那是我经商的启蒙，”何锦荣说，“也许和父亲的基因有关，我觉得商人是一个时代最聪明的群体。”
一年后，当何锦荣再和那些进入国有工厂的同学交流时，他发现自己明显比他们思维活跃很多。
当时已值文革后期，百废待兴的躁动最先在广东沿海地区出现。在一位旅客的指导下，何锦荣开始做起服装加工生意。他靠着旅馆积累下来的人脉，从纺织品厂买来积存的布料，拿到小作坊加工，然后再把成衣卖给人民供销社。
1974年，何锦荣的大哥偷渡香港。此后家里每月就能收到一笔数目不少的钱。没有人敢公开提及此事，因为偷渡意味着叛逃，但家里的生活却因为源源不断的港币而悄然变化。在信里，大哥向何锦荣描述香港的生活。在一张照片上，他看到大哥穿着牛仔裤，站在维多利亚湾前。
“我当时觉得那里就是天堂。”何锦荣说。
1975和1976年，何锦荣两次尝试偷渡。他趁着涨潮爬上黄埔码头的货轮，但命运之手却把他推了下来。他被一个同伴出卖，送到番禺的一个小岛上劳教数月。
“那人曾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没想到他会那样对待我”，何锦荣说，“从此我对亲密关系都很难信任。”
等何锦荣再次回到旅馆，那些旅客告诉他，邓小平主政的时代来了。他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仿佛一夜之间，他感到自己的机会骤然增多。
和很多敏锐的投机商人一样，他开始干起倒买倒卖的生意。他从香港旅客手中低价收购牛仔裤和T恤衫，卖给大陆人；又从广东、广西的农村收购银元，卖给香港古董商。
利用旅馆络绎不绝的资源，他从不同商贾手中买来电阻丝、铁箍和支架——都是最低价，然后雇人组装成电炉。何锦荣说，当时一个电炉可以赚两块钱，一天能卖十几二十个，而他在旅馆的月工资不过34.5元。
真正赚大钱是从1986年开始的。何锦荣听从一位旅客的建议，投身化工业，代理红棉牌油漆。两年后，他决定离开旅馆，专职经商。他的化工企业越做越大，同时开始涉足食品和储运。繁忙的生意往来，使他经常提着装有六七十万现金的皮包奔走在路上。
当时实行的“双轨制”帮了何锦荣的大忙。他可以利用人脉关系，以内部价买入，再以市场价卖出。
“这里面难免有违法之嫌，但谁管得了那么多呢？”何锦荣说，“那是一个无所畏惧的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