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年画在“文革”时期已经消亡。这句话或许有些夸张,却反映出了我国年画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转折。
由于年画涉及范围广,深入百姓生活,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数十年里,年画一直被作为一种宣传工具,为政治和经济服务。以抗美援朝、“大跃进”、打击“帝修反”等为主题发行的年画数以亿计。这一时期,由于大批大师级的画家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年画的创作,因此这一时期的年画在艺术水平上可以说达到了巅峰。
“文革”期间,“红彤彤”的宣传画更是完全取代了传统的年画。而历代留下的老年画,也被当作“封资修”的“黑货”焚毁了大半。
“当时新年的门联大多是一些毛主席诗词手迹,而画面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描绘‘文革’时期各行各业人们的工作、生活风貌,”张文标回忆道,“有的宣传画下面就直接标注着‘年画’两字。所以并不能说年画已经消亡,只是其功能已经发生了转变。”
“文革”结束后,这批“文革年画”被几度销毁,留存至今的则成为了海内外藏家争相竞购的收藏品。有的单张年画市场价高达万元人民币,就连刊有此类年画照片的书刊也身价倍增。
相反,倒是1976年后恢复创作的“传统年画”生命短暂。随着上世纪90年代各种台历、挂历的出现,年画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由于存世稀少,它背后的辉煌如今也很少有人知晓。
张文标也是由收藏“文革年画”开始,才挖掘出传统年画这座宝库的。上世纪80年代,印制年画已经采用了现代彩色印刷技术。而传统年画则是使用“套印”工艺印刷,也就是以“青、品、黄、黑”,这四种基础色的叠加,来呈现不同的色彩。这种方法虽然效率很低,但呈色却别具一番风味。
张文标就是被这种色彩所吸引,才迷上老年画的。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跑遍全国各地的地摊和旧货市场搜集这些旧纸片。北京潘家园和报国寺是他收获最大的地方。这里不仅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年画收藏市场,也靠近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这两个年画生产基地,因此这里往往能找到比较稀有的老年画精品。张文标的《西厢记》等重要藏品都是在这里觅得的。
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上海老城厢的开发改造,曾经流传出不少老年画,张文标也在这段时期从一些老藏家手中收到了一些成批的老年画收藏。但到了2000年以后,市场上已经很难再找到比较好的老年画了。
“清代、民国的东西少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还能收到一点。现在,好东西大部分都已经集中到几个收藏家手中了,市面上即使有也价格很高,”张文标说,“‘文革’以前的带有政治性的年画,一般价格在上千元人民币左右;清末民初的普通年画,价格也在500到3000元人民币之间;而成套的或清代早期的年画,价格就是以上万元计算了。”
好在张文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搜集到了大量的老年画精品。从清代的木版年画,到清末的石印年画,再到民国的胶印年画,张文标的收藏几乎囊括了每个时期、每个地方、每种题材的年画代表,俨然是一部系统的编年史。因此,张文标目前正在筹建一座老年画博物馆,将这段被遗忘的历史重新展示出来,唤醒人们对年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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