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了实现全面小康而做的努力到了新世纪的开头就遇到了很严峻的挑战。这个严峻的挑战来自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在前面20多年初步实现小康的时候用的一种办法主要是在数量上的增长。质量不太高的增长，甚至质量很差的增长，实现初步小康看起来可以达到，但要实现全面小康就有问题了。

　　我们原来的经济发展方式，就是靠投资去拉动的。这种靠资源投入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很大的毛病，就是效率不高。在2004年以后问题更明显：资源瓶颈凸现，环境被破坏，还有，严重影响消费。

　　一个国家每年生产出来的财富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应该是：消费在70%—75%左右，投资在25%左右。但到了80年代中期，投资就占到了30%，以后一直上升。在最近几年，我们投资占GDP的比重大概45%，消费比重只有35%—40%。消费比重太低会造成很多问题，马克思分析过，企业物质资本投资过高一定会造成可变资本的比例下降，即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提不高。这就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普通劳动者没有享受到高速增长带来的好处。

　　早期需求不足的问题为什么不是很突出呢？我们开始的办法是增加投资，它在短期内能够增加消费需求，投资中间有30%左右能转化为消费。但是，用投资去增加需求有这样一个问题，投资的比重越大，增加的产能就越多，30%左右能够转为消费，但到了第二轮这个问题更尖锐了。这个办法不行，我们改革开放以来能够维持这种办法实现增长之外还用了另一个办法，就是出口。用出口的需求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以保证高速度的生产能够进行下去。但是，到本世纪以后这个办法也有问题了。

　　现在国家已经出台了措施，就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增加需求，用需求来支持比较快的增长，不要让它滑坡滑得太厉害。这是必要的。但这个钱的规模到底多大合适？这个钱应该用在哪些方面更加有效？总之，我们不要因为要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就回到老的经济发展方式上去，要防止回到老的经济发展方式上去。

　　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转型。

　　但很多企业说，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活不下去了，至于转型根本顾不上了。两者之间是有矛盾，但一定要想办法尽量在稳经济的过程中推进转型，否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件事情和当前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其实是一件事情的从不同层面。

　　每个地区要根据自己地区的情况来研究怎么保增长，怎么来实现转型，或者叫调结构。沿海地区过去一些年在利用出口导向政策确实使得我们的经济有超常的发展，但是这些地区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制造业比重太高，而服务业比重太低，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制造业附加值太低。根据微笑曲线，在附加值最低的那一点，就是在加工、装备、制造这个领域内干活，附加值高的部分即微笑曲线的前端是研发和设计。沿海地区最重要的两条：第一条是制造业的服务化，就是向两端延伸，所谓转型不是一步登天，在微笑曲线上能够延伸到多少就延伸到多少；另一条就是发展服务业。但我们不是一来就是要发展高端服务业，重点在于增加就业。增长不等于就业，但增长的目的是为了就业。

　　至于内陆地区，不要被现在的假象所迷惑。因为西部大开发，所以内地的投资规模很大。在投资期间日子好过得很，但到产能已经建成以后，基建的任务小了，市场在哪里？这时候问题来了。

　　因此，不管哪一种区域都有一个怎么实践科学发展观，怎么转变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