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市场各方对此反应似乎不尽一致。一方面，一向以预测精准著称的外资投行出现了两边站的情况——认同方案效果和保持悲观前景的观点几乎势均力敌；另一方面，更有多位专家从具体的操作细节考虑，对方案保持谨慎态度。

　　不过无论如何，几乎所有的专家都认为中央此举给了市场明确的保增长信号；同时，大部分的专家也认为，此次方案先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出台意味着最高层面对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达成共识，“明年还将有更多政策出台”。

　　外资投行分歧巨大

　　面对中国经济“迷局”，外资行的分歧也越来越大。

　　摩根士丹利是其中较为乐观的一方。其首席经济学家王庆昨日指出，决策层面采取前所未有的大体量刺激方案说明政府“非常希望”提高民众信心和提振经济。“这样的政策将是非常受欢迎的，也将从根本上减少因为悲观预期而造成的经济下滑风险。”

　　最早精准预言大体量经济刺激方案的摩根大通也是仍然维持其一贯的谨慎乐观看法：中央政府可以用来应对金融危机的财政刺激政策或货币政策依然空间巨大。

　　“尽管中国经济依然面临风险，但我们相信股票市场将会针对财政刺激计划先行显现出积极的反应。”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说。

　　不过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兼亚洲区首席经济师陶冬就显得相对悲观许多。陶冬指出，尽管政策已经松动，但银行惜贷的倾向注定了银行很难扮演雪中送炭的角色，银行仍会自主收缩银根。

　　受此影响，陶冬认为，“从农民工大批失业，大宗消费全面疲软和私人投资意欲低迷来看，中国经济明显失速大局已定。如果统计数字不受人为干扰，中国经济增长可能面对的不是‘保八’，而是‘保七’甚至‘保六’的战斗。”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坦陈：“中国经济正从万米高空向下滑落，现在开的药方虽有一定效果，但不是针对中国经济中的产能过剩这一病根开的，中国要消化产能过剩的唯一出路就是加快城镇化步伐。”

　　事实上，无论是乐观者还是悲观者，不同的观点说明的却是同样的事实：金融海啸影响之下，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正变得异常复杂和严峻。

　　宏调转向太晚？

　　在苏格兰皇家银行的经济学家看来，中国政府支持经济增长的能力似乎不用怀疑，但政府现在出手，时间或许太晚了，“时间的选择很具挑战性，因为国内需求变化的速度可能比财政政策放松的步伐要快。”

　　而《财经》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通过对1990年以来的政府宏观调控手段进行实证分析指出，作为经济的稳定器，宏观政策调整总是滞后于经济波动，未能及时出手稳定经济。

　　“缺乏有效的宏观经济先行指标是中国宏观政策调整滞后的主要原因。”沈明高旗帜鲜明地指出，“针对本轮经济波动的宏观政策调整如能落实，2009年经济增长有望保持8.5%左右的速度。”

　　显见的事实是，决策层从今年7月初便开始在沿海地区对宏观经济调研，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完全转向却在前天才得以实现。

　　不过花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彭程认为，“经济形势瞬息万变，很难判断政府作出决策的时机是否真的太晚。”

　　“下药太猛”？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中央前日出台的经济刺激方案，昨日有观点指出，“此次决策层或下药过猛了”。

　　一方面，此次出台的十项措施中多达九项与投资直接相关；另一方面，这些投资项目中的不少是已经明确写入“十一五”规划的内容，现在大幅提前引发了部分学者关于“重复建设”的担忧。有识者指出，防止财政资源分配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腐败问题，还缺乏完善的制度保证。

　　此外，彭程则担忧，高达4万亿元的支出计划能否为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所承受。“尤其是地方政府，很可能无力承担如此巨大的开销，最终还是要求助于中央财政。”

　　观察人士指出，尽管中国政府近年财政收支状况良好，但如果财政赤字的增长过快，将给宏观经济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张汉亚同时提醒，在加快投资的过程中仍然要注意环保和节能标准评估，行业进入标准也不能放松，要防止国家投资带动的地方和社会投资盲目上马一些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从而导致新的产业过剩，“从政策出台到见效，往往有一定的滞后期，这就需要有一定的耐心。”

　　但更多的学者至少倾向于同一点：会有更多政策出台。理由很简单：目前国际市场还远未谈得上稳定，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也仍未完全显现，“自然需要更多稳定经济的措施”。

　　而昨日则有多位专家指出，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宏观调控政策明确定调，意味着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就明年的政策提前明确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