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前景并非如市场预期的那么黯淡，美国金融危机也不会改变中国经济走势。相反，物价上涨压力将逐步得到缓解及目前中国经济基本面没有改变等都表明，目前经济增长放缓，只是经济增长速度的“量”的调整，而非经济高增长阶段的“质”的变化。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强劲，且仍处于高增长周期。中国经济的这一质态并没有因美国金融危机而改变。

　　⊙苑德军

　　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恶化有可能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持悲观态度，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下降周期”。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真的会像有些人预想的那样糟糕吗？回答是否定的。

　　

　　未来物价上涨压力将逐步缓解

　　未来宏观经济走势如何，观察物价走势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自6月份以来，CPI呈现明显的回落态势，8月份CPI已降到4.9%，远远低于人们的预期，但好多人仍不看好未来的物价走势。笔者认为，要正确、科学地看待物价走势，需要厘清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衡量适度物价水平的“参照系”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要解决衡量物价水平的标尺问题。按通货膨胀程度划分，经济学教科书把通货膨胀分为三种类型，即温和的通货膨胀、中性通货膨胀和恶性通货膨胀。尽管没有一个世界统一公认的标准，但一般都把5%以下的通货膨胀视为“温和的通货膨胀”，意即这样的通胀水平是人们可以承受的。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尽管没有谁刻意划定，但社会公众和政府在潜意识中也都觉得超过5%的通胀率似乎是难以接受的。在2000年至2006年的7年时间内，我国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GDP年均增长率为9.9%，而CPI年均增长率只有1.4%，远低于5%的水平，增长和物价两者实现了“黄金组合”。

　　必须看到，过去几年的低通胀，是建立在价格管制和成本压制基础之上的。资源价格、能源价格长期受政府管制，相关企业年复一年坐享政府的财政补贴；劳动力成本也被人为压低，环境成本在企业的产品成本中则根本没有得到体现。价格管制和成本压制的结果，不仅使价格机制扭曲，价格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不能很好地发挥调节资源供求关系的资源配置的“指示器”作用，导致了资源的浪费和使用的低效率，而且也使通胀水平在行政力量的干预下被人为压低。

　　也就是说，过去几年的低通胀，是在有悖市场经济定价原则和依靠政府行政管制基础上形成的，并非社会通胀水平的真实反映。在资源价格和能源价格逐步走向市场化、劳动力成本与环保成本上升愈来愈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的今天，通胀率已经不可能重新回到过去几年1%左右的水平。因此，不应以过去几年的低通胀率作为衡量适度物价水平的“参照系”。

　　那么，到底应以何种标准作为衡量适度物价水平的“参照系”呢？笔者认为可以有两个标准：一是在现实的物价变动约束条件下，社会公众可能接受的物价上涨程度。当前我国物价上涨的因素较为复杂，既有国内部分农产品供给不足引起的供给方面和成本推进型通胀方面的原因，也有国外输入型通胀的因素，同时还有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尽管这些因素对未来物价走势的影响程度可能发生大小不一的变化，但毫无疑问，它们仍将是影响物价上涨的长期性因素。这种影响物价上涨的多因素作用机制将长期存在，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引致物价上涨的动力仍可能大于引致物价下降的动力。考虑到这种情况，适度物价水平的“参照系”应以温和通胀的标准--5%的通胀率为宜。通胀率处在这一标准下，就是可容许、可接受的。

　　二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与我国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率水平。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物价这一经济变量指标也越来越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把我国的通胀率同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进行对比，也是考察我国物价水平的一个视角。

　　第二，物价上涨压力问题。在展望未来物价走势时，有人总以物价存在上涨压力为由而对物价走势持不乐观态度。其实，由于影响物价的各种经济因素是经常性发生变化的，因而物价变动的压力也是时时存在的，即要么是通货紧缩压力，要么是通货膨胀压力，要物价恒定在一个水平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物价存在上涨压力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压力到底有多大？这种压力在抵消了导致物价下降的压力后对物价上涨究竟有多大程度的推动作用？不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只是笼统地认为物价有上涨压力就不看好物价走势，是没有道理的。

　　按着前面的两条标准，站在客观的角度考察我国物价现状及影响物价的各种因素的可能变化，我们有充分理由对物价形势感到乐观。8月份CPI已下降到4.9%，今年前8个月累计CPI平均为 7.3%，预计全年可降至6%以下的水平，与前面界定的适度通胀率水平差距不大。

　　今年前8个月，全世界有50多个国家的通胀率达到了两位数，“金砖四国”中只有巴西的通胀率稍低为6.17%，印度为8.33%，俄罗斯更是高达15%，均高于我国的通胀水平。

　　从物价走势的影响因素看，世界经济受美国金融危机拖累会减速，从而降低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使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目前，国际油价大幅下降已跌破90美元，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也明显走低，输入型通胀的压力显著减缓。同样，农产品对物价上涨的拉动作用也在减弱。尽管目前PPI仍处于高位，但下降的拐点体现在即将公布的9月份宏观经济数据中，加之我国商品供求的总格局是绝大多数商品供过于求或供求基本平衡，因而PPI上升的压力向CPI传导的过程严重受阻。近几个月PPI节节走高但CPI却逐月回落，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未来可能推出的一些价格改革措施会成为推高通胀的潜在压力，但政府会慎重考虑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和力度，使这种改革对物价向上拉动的程度能够控制在公众和政府物价调控目标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总之，物价走势逐步向好是可以预期的。

　　

　　经济增长放缓但高增长趋势仍未改变

　　美国金融危机恶化，外部需求下降，贸易顺差减少，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甚至有些破产倒闭，诸多因素迭加导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增加了部分人士对经济增长的前景感到忧虑。另外，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连锁反应并波及全球，也加重了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担心。

　　不过，目前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强劲，中国仍是一个处于高增长周期的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中国经济的这一质态存在并没有因美国的金融危机而改变。

　　首先，以“次贷危机”为发端的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并不大。在人民币还未实现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情况下，尽管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冲击的范围和力度受到了很大限制。

　　中国的商业银行所投资美国次按债券的金额不到百亿美元，所造成的直接投资损失对商业银行的利润和经营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当然，这场金融危机有可能会导致美国和世界经济步入衰退，一旦美国和世界经济进入衰退周期，中国经济势必将被拖累。这也是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冲击的最主要影响方面。

　　不过，尽管金融危机已重创了美国金融体系，但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分看空美国经济。美国政府针对危机采取和将继续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将有助于损失的降低、危机的缓解和经济能力的修复。而作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和相关国家纷纷实施救援计划，同样也有助于减轻危机的负面影响。

　　虽然7000亿美元金融救助方案公布后，美国投资者对经济基本面的忧虑并未完全缓解，股市持续下跌，但随着该方案的分步实施，投资者对经济和市场的信心有望逐渐恢复，美国的信贷市场能够恢复平稳态势，美国的金融和经济运行状况也将出现明显转机。

　　从目前来看，这一救援方案的效力已开始显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卡恩在10月13日表示，美国金融危机中最坏的一天已经过去。 “欧元之父”蒙代尔则更为乐观，预言美国金融危机两个月就会结束。

　　所以，我们不必对美国和世界经济前景持过分悲观的态度。美国和世界经济会减速，但不会进入衰退。还应该看到，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从而也将有利于避免世界经济出现大萧条。

　　在笔者看来，对中国经济而言，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实质性冲击，要远远小于对经济主体的心理冲击。因此，过分渲染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不合适的。

　　其次，出口需求下降不会促使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趋势发生逆转。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今年前9个月外贸顺差比去年同期下降2.6%，净减少49.2亿美元。其实，这个下降幅度并不大。况且，外贸顺差下降是中国经济外部失衡有所缓解的反映，符合宏观调控的方向，恰恰是政府追求的和政府希望看到的。同时，也为转变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出口，改善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提供了良好契机。

　　今年以来，与外贸顺差下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消费的快速增长。1月至8月全国累计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8439亿元，同比增长21.9%，增幅比去年同期加快6.2个百分点。200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投资，成为“三大需求”中贡献最大的一项，今年消费的快速增长使这种势头得以延续。

　　从制约消费的因素看，尽管受经济放缓、就业困难、股市财富效应严重下降等因素影响，消费增长仍存在较大压力，但推动消费扩张的有利因素也很多。其一，正如有的专家指出的那样，我国现已进入工资上升时期。其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深入，覆盖面不断扩大，这有助于解除居民的后顾之忧，提升居民的消费信心。其三，房价逐步走低，可降低这住房消费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其四，政府出台的一些减税政策，可相应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刺激居民消费。其五，文化娱乐、旅游等一些消费新热点的形成，可带动消费结构升级。其六，消费基础设施和消费环境的明显改善，也有利于扩张居民消费。

　　在2003年至2007年5年间，中国消费年均13.1%。据专家测算，未来即使年均增长10%，到2020年消费总规模也将超过30万亿元。巨大的消费增长潜力，是推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再次，国内投资的增长空间也十分广阔。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将极大地促进投资需求的扩张。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比率在提高，这意味着每年有1300万农村人口要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我国目前正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一阶段也是投资需求的快速扩张期，投资需求释放的规模和频率都达到了较高水平。此外，缓解日益增大的就业压力，落实科学发展观会加大节能、环保和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的投资，也是推动投资保持较高增速的重要因素。随着宏观政策松动和CPI逐步下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降息周期，资金的可得性会明显提高，这将刺激投资主体的投资热情，从而也有助于投资规模的扩张。

　　中国内需的增长潜力巨大，这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充满信心的原因所在。当然，要有效扩大内需，适宜的宏观政策选择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看到，面对经济下滑的风险，政府宏观调控的任务已由原来的“双防”转变为“一保一控”，并且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保增长”越来越成为宏观政策的侧重点和主攻方向。随着未来经济形势的变化，政府一定会审时度势，继续出台各种有力的政策措施来刺激内需，确保经济增长。

　　最后，改革深化将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注入不竭动力。当前，我国的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一些难度很大的深层次改革将在未来几年取得实质性进展，这必然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源。

　　比如，箭在弦上的资源价格改革将大大提高资源定价的市场化和合理化程度，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社会分配制度改革可以增加低收入阶层的货币收入，缓解社会不同阶层贫富差距过大的状况，有利于刺激消费需求；等等。相对于三大需求，可以说，着眼于体制和制度创新的改革需求，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大需求”。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以上的高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在世界经济面临衰退威胁的时下，中国经济仍然呈现出勃勃生机，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大亮点。

　　笔者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减速，只是经济增长速度的“量”的调整，而非经济高增长阶段的“质”的变化。并且，这种“量”的调整有助于积蓄经济增长后劲，使高增长周期持续更长时间。同时，这种减速也是政府宏观调控成效的实际表现。

　　综上分析显见，尽管中国经济面临了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但仍处于起飞阶段的中国经济仍将会奋步前行。如果宏观政策得当，中国经济在7年至8年内仍将会保持每年9%以上的高增长。所以，看好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趋势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应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