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51年出生在北京。和那个时代许多同龄人一样，我小时候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家里的口粮很少，粮票和肉票就成了命根子。

　　记得那时候，我有时会去粮店帮忙领粮票。那时，每家都按照严格的配给制度领取口粮和肉。我记得家里一个月才能领半斤肉票，平均到人头上，每人每天连一两肉都吃不到，顿顿都是杂粮，所谓的菜就是用盐水煮一下。那时家里有个小窍门，可以暂时缓解一下难关。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家小的合作社，合作社的女售货员和我家人是朋友。她有时会偷偷地通知我们，下班的时候去店里一趟。有时过去后，女售货员就会卖给我们一些没有一点肉的大骨头。这种大骨头在当时可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宝贝。买回家后，父母把骨头洗净敲开，用里面的骨髓熬白菜汤，这可是那时难得的美味。

　　我小时候迷上了集邮，但是从来没想过收集粮票。那时粮票代表着一家的口粮，精打细算用还来不及，根本留存不下来。那时北京的粮票是按月发放，1月份的粮票到2月份就不能用了。所以，那个时候家里偶尔有粮票留下来，也是因为将粮票藏在哪本书或杂志里忘记了，发现时粮票已过期，才可能保存下来。

　　1971年，我插队去了内蒙古牧区，暂时告别了粮票。可能因为牧区人口少，并且以肉食为主，不用粮票。但是每个月的口粮仍然定量用粮本领取。1975年我去西安上大学，再次接触到粮票。我记得那个时候，粮食仍然很紧张，发下来的粮票中粗粮居多。

　　每个学生都很珍视粮票，领到粮票第一时间就把它换成饭票，生怕丢了。基本上，每个月的粮票刚够用，女同学胃口小，可能会攒下一些粮票。那个时候，向同学借几斤粮票，是很重的人情。

　　1978年我回到北京，在科研单位上班，粮食关系落到了海淀区的一家粮店，从此过上了按月领粮票的生活。1986年前后，粮食窘困的情况有所好转，那个时候副食渐渐多了起来，比如一些豆制品，家家开始有了积攒下的粮票。如果有朋友出差到北京，我就会用攒下来的粮票和他换全国粮票。全国粮票可以换鸡蛋等食品和商品，在紧缺的时候，一斤全国粮票可以换好几块钱。那时，商店里有议价粮出售了，不过价格较高，我们只是偶尔买一些荞麦等杂粮，来调剂生活。

　　1984年，政府发出通知要取消布票。此前，买布做衣服也是受限制的，一人一年能领一次布票，大约合10余尺布。布票取消的消息传出来后，很有意思的是，老百姓都将信将疑。社会上并没有出现用积存的布票抢购布匹的举动，大家都在担心政策会不会反复。这可能是长期谨慎过日子留下的习惯，大家很珍惜手中的票证，生怕万一政策又变回配给制，布票不够用。直到政策推行了一年后，大家才真的相信，布票的确取消了。

　　1993年5月，北京宣布取消粮票。虽然有了布票取消的先例，但因为长时间的习惯，还是有很多人留下了家中一直存着的粮票。当时我家中就留有很多斤粮票。不过，大家都明白，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随着配给制度的结束，已经告一段落。也是在那一年，我辞职下海，搞起了公司。

　　从那以后，我的兴趣从集邮开始转移到收集粮票。那时候，收集粮票的人很少。我经常去大钟寺附近，那里有一些人交换藏品，粮票成为藏品之一。可能是因为亲身经历了那段时代，最初收集粮票是因为怀旧也是因为兴趣使然。但很快，我发现，和集邮不同，粮票中的珍品很多。因为粮票在发行后要回收销毁，并且在那个时代积攒下的粮票很少。因为稀缺，所以有些粮票变得非常珍贵。在粮票收藏中，我把50年代初期一段时间发行的粮票，称为“黄金板块”，因为存世稀少的缘故，这些粮票大部分都是珍品。也因此，粮票的藏品价值开始升值。一套云南建国早期发行的粮票，曾在前年拍卖价为20余万元。而更多的粮票，是无价之宝。

　　2001年，中国收藏家协会成立。成立之初就设立了票证收藏委员会，这是第一个关于票证收藏的全国性的群众团体，我现在协会担任常务主任。据不完全统计的数字，全国收藏粮票的藏家和爱好者在10万人以上，而他们的藏品中，珍品不计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