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些观点认为，美国所遇到的危机正是人民币走上国际化的最好时机。我同意这样的观点，但是人民币要走向国际化需要两个条件：第一，它必须实现完全可兑换；第二，人民币的金融市场要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要足以和美国的金融市场匹敌。否则的话，人们拿到的人民币投向什么地方？

　　我们还面临着很多观念的更新。促进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我们应该从三个方面来更新观念：第一，要区分市场主体的财产权与金融中介机构的功能，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尊重市场主体的自由缔约权；第二，要分析金融活动的社会影响和产生风险的波及面，合理界定监管的边界；第三，要认清宏观货币政策与微观金融活动的关系，提高金融服务经济的效率。我具体阐述一下这三方面的观点。

　　保护公民财产权

　　平等保护公民的财产权是宪法修订的宗旨，公民的财产权由拥有、使用、处置、收益四个方面组成，其中处置权和收益权是财产拥有人的重要权利。公民的财产处置的方式既可以表现为无偿的方式，比如去消费，也可以表现为有偿的方式，比如去投资，或是把钱借给别人，以本求利。比如去存款，或是购买有价证券、直接的股权投资和借贷。尽管这些活动也以合同的方式产生了融通资金功能，但是它的风险是自担的，并不涉及公众的利益。因而，我们应该充分尊重这种权利的运用。

　　金融中介的功能不论是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它们处置的都不是自己的钱，它们是社会公众融通资金的中介。比如银行和保险以存单和保单的形式把社会公众的钱吸收进来，银行和保险公司是债务人，公众是债权人，承担银行和保险公司倒闭的风险。银行和保险公司通过自己的资金运用，把钱融通给需要用钱的人。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信托公司（或资产管理公司）则是在筹资人与众多的投资人之间搭建桥梁，风险由投资人承担，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赚取服务费用。因为金融中介的活动涉及社会公众的利益，各国都给予一定的监管。

　　我们不能够因为金融机构的中介功能需要监管，就把公民和企业个人的财产处置权也完全列在监管的范围之内，因而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一定要区分开居民个人和企业资金融通的功能，融通的到底是自己的钱还是他人的钱。如果融通的是很多其他人的钱，那么就是一个金融中介，需要加以监管；如果不是这样，其实就不需要对之进行监管。我们应该对这样的一个财产权利给予充分的尊重。

　　审视我们国家目前金融业的情况，因为对公民的财产处置权尊重不够，导致了金融压抑的现象，特别是对公民以本求利的借贷行为没有给予充分的尊重，从而使得民间金融长期处于灰色地带。

　　借贷应该说是一种民事行为，只要贷出资金的一方是用自己的钱从事这一行为，用合同法约束双方的行为就可以了。借贷是一种暂时让渡资金使用的行为，并且事先约定这种资金使用的期限和要获得的收益，这种法律关系可以用合同约定。至于这种暂时的让渡是基于信任，也就是信用放款，还是给予抵押、质押、第三方担保，还是以货款或者资金的形式分期偿还，都不会对借贷这种法律关系产生实质的影响。

　　因而，我认为只要公民或法人是用自己的钱从事借贷活动，上述各种行为均不应该受到限制。如果公民或法人通过吸收社会公众资金进行信贷业务，则应该受到监管。我多次说过这样一句话，玩自己的钱应该给他以充分的自由；玩别人的钱，应该加以监管。

　　合理界定监管边界

　　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是合理界定监管边界的依据。社会活动是纷繁复杂的，如果所有的事情都由监管部门或国家管起来，成本高昂，而且效率会低，这已经被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实践所证明。我们现在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个适度监管的金融市场体系。

　　从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的理念出发，对于涉及少数人的事务，应该由他们自行处理，而涉及众多人的事情，应该由社会监管部门来管理。给有风险承受能力的人金融活动的自主权利，有利于增强社会资金的供给能力，增强社会的创新能力，把金融监管的力量集中于涉及面广的可能产生金融动荡和系统风险的金融活动方面，可以降低社会的成本，促进金融业稳定的发展。

　　美国当前由次贷引起的金融危机，确实反映出了美国金融监管的问题。但是它的问题不是出在金融创新，而是出在面对公众的金融创新产品偏离了基本的经济学原理。

　　第一，信用衍生产品的基础产品违背了银行信贷可偿还性原则，没有注重借款人的第一还款现金流，而寄托于抵押物品上面。我们知道次贷危机主要是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然后在证券化的基础上又一次把它做成了CDO，第二次再一次证券化。这样的过程使得这个产品变得非常复杂，而这个产品的基础产品，就是住房抵押贷款，它贷给了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而他们寄希望于什么呢？寄希望于这个产品永远在低利率的环境下生存，而且寄希望于如果还款人还不了款时，房价是在不断上涨的，抵押物变现之后的资金足以偿还。

　　第二，衍生产品违背了让客户充分了解金融风险的原则，致使风险无限积累，超出了市场参与者可承受的范围。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买到的产品的原始产品是什么、风险是什么。

　　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不是说不能够金融创新，而是说我们的监管应该放在基础产品的质量上，而且也不能因为现在的监管出了问题就说不应该对中国现在的监管过于严格的状况进行适当的改革。

　　中国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还没有放行金融衍生产品，在这个方面监管是有些谨慎过度了，因而我们应该在美国的监管问题上吸取正确的教训，而不应该因此关掉我们进一步发展、创新的大门。

　　控制货币

　　第三，控制货币、放活金融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条件。在宏观政策指引下，充分利用价格信号和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是提高经济效率的有效方式。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们改的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要素价格扭曲，而凭着主观意志来配置资源的运行方式。我们要改的就是价格不能够反映资源的稀缺性，使得我们的生产处于极端浪费的状态，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增长方式。

　　现在中国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和国际上的价格有差距，而且我们还没有形成一种市场化的机制。国家现在面临着通胀的局面，最近又面临着经济下滑的风险，我们怎样处理理顺价格、防止通胀，而同时要防止经济过度下滑这样一个关系呢？

　　为了实现“一保一控”的经济目标，我们应该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灵活的金融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实行这个政策组合的思想障碍就是要区分开宏观的货币政策和微观的金融活动的关系。

　　通货膨胀无论其成因如何最终都要体现为一种货币现象，即要有适量的货币供应来实现这种价格上涨。这里的区别在于如果是需求过度而拉动物价上升，采取的政策可以侧重于抑制需求，特别是抑制有支付能力的货币需求。如果是输入型通货膨胀或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则应侧重于结构的调整，辅之以货币需求的控制。但无论如何控制货币需求是必需的。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就是要控制货币需求的增长。

　　对通货膨胀影响最大的是广义货币供应M2，能创造广义货币M2的只有存款、贷款、结算为一体的商业银行，其他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只会转移货币形态和货币结构而不会增加货币供应总量。货币政策传导的方式是通过调控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影响全社会的金融活动的成本，从而影响社会融资需求。灵活的金融政策即是要鼓励各类非商业银行的金融活动，如各类社会信托贷款、委托贷款、保单抵押贷款、代客资产管理，股票、债券的发行等等。让市场利率调节社会的融资需求，让融资成本的承受力淘汰效益低下的企业，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限制金融活动会使经济僵化，管制金融放开货币更是经济的灾难。

　　在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下，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中，会有一部分企业难以生存。为了减少这个过程当中的社会震荡，我提出要有一个“宽财政”，宽财政的政策就意味着要通过财政的减税政策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以及通过财政一定的支出，比如说成立一些中小企业的担保基金等，来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当然还是会有一些企业管理不太好，而且不符合产业方向，会倒闭，这时宽松的财政政策就应该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来解决失业人群的生活问题。在理顺价格的过程当中，通胀会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也需要加大财政的投入来保证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不至于下降。

　　新一轮金融改革

　　最后，我想论述一下中国需要新一轮的金融改革的问题。

　　未来世界各国的竞争没有金融做支撑，企业将难以发挥其效力。中国不乏先进的技术，不乏精明的企业，中国有广阔的国内市场，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配置资源的机会。但是，如果没有金融工具这一切就都难以组合起来。因而，不解决中国金融压抑的问题，就不可能解放中国企业的生产力。中国需要新一轮的金融改革。但是，也许会有人担心放松金融管制会使金融犯罪增加，担心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

　　我们应该看到，金融是一个经营风险的行业，没有风险是不可能的，关键是要解放思想、认识风险，让适当的人承担风险，让承担风险的人获取应有的回报。

　　在一个能让公民自主决策的制度下，公民愿意承担自己的抉择后果。当我们放松管制之后，许多合理的金融活动和善意的金融业务参与者就能够得到合法的空间，减少违法的可能。孤立那些恶意的金融活动的参与者，从而减少金融犯罪。

　　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市场参与者已经大大成熟，对此我们应该有信心。金融创新会带来风险，但是错误和挫折也会教育人们，会使市场逐步成熟和完善。

　　次贷危机尽管给美国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它很多的风险传导给了全世界，应该说世界替美国承担了风险。如果我们不做更多的改革，那么我们永远都是风险的被动承受者。

　　中国的经济已经融入世界，开放的大门已经没有办法关闭，也不应该关闭。在一个国际化的环境中，没有一个充满活力的金融体系就只能成为金融风险的被动承担者，没有一个充满活力的金融体系，我们的企业就难以发挥自己的竞争力。一流的企业需要一流的金融服务，中国企业的成长、创新型国家的建立需要新一轮金融改革，所以应该解除一些不必要的管制，让金融业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

　　我认为我们的金融业现在离一个切切实实的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服务业相距还是太远。我们的金融业因为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和客户之间往往难以处在一种平等的环境当中进行金融交易。因而，我们的金融业要想避免出现美国那样的一种金融危机，首要的就是我们的金融业要实实在在地为经济实体服务，所创造出来的金融产品一定要让客户明白风险何在，这样的话才能够避免美国次贷危机那样的风险过度积累，才能让我们的金融业更加健康平稳地发展。（作者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