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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囊机构建议中央发行长期建设国债
日期:2008-10-10 11:01:19         出处: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张玥 孙雷
 
[字号: ]

  编者按:

  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不断扩散到实体经济部门。业内的一个共识是,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尚无大碍,但若政府没救市政策,则难保明年可能的经济下滑。如何保持中国经济一个稳定的增长率?1998年保8%战役依稀可闻。回顾这段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代,其成果固然重要,但其后遗症不断被重提。

  新一轮的保增长措施呼之欲出,但其经济扩张路径需要决策层头脑分外清晰。本报从今天开始,深切关怀宏调道路之演变路径,以期求得宏调的效果。

  治理经济萧条的重手会重新来临吗?

  宏观调控部门已经悄然开始摸底经济情况:9月底,国家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司长石刚在南京召集江苏、安徽、山东、上海等7省市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调研经济运行问题;国家发改委秘书长韩永文、经济运行调研组组长、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以及发改委副主任王金祥也分别在各省进行经济运行调研。

  一名接近发改委决策层的权威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为保增长,中国下一步的宏观政策组合——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应该转为“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组合,放松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财政开支。

  另据了解,有关智囊机构已向中央建议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用于支持三农项目、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节能减排等产业。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以重燃内需?

  启动内需,话题似乎又回到了10年前。在1998年爆发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为抵御外部冲击,实施了延续好几年的积极财政和稳健货币政策,累计发行了长期建设国债约9100亿元,每年拉动GDP1.5-2个百分点。

  现在,宏调政策新组合成为宏观政策理论界的新的呼声。

  在外需面临巨大挑战的时候,“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拉动一部分投资需求,同时消化国内部分的产能过剩,创造就业。”上述接近决策层的权威人士表示。

  当然,以目前中国的财政实力,放松财政很有余地。过去几年,中国财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从2004年的2%降为2007年的0.8%。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财政赤字率不超过3%即是安全范围。中国目前远低于安全范围。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2008年的中国经济,已经和10年前大不一样,同样的方法依然奏效,还是带来更恶劣的后果?

  最起码,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在逐年上升。据有关计算,中国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从1995年的39.9%上升到2003年的60.3%、2007年的约67%。

  但另一方面,今年上半年快速增长的财政收入在8月份遭遇了瓶颈。财政部数据显示,8月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0.1%,增幅首次低于年初政府制定的14%的全年预算增幅。而且可以预见的是,伴随着企业利润率的下降,财政收入的增长未来还将遭受考验。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在10月8日的最新报告中预计,除了增值税全面转型可能在09年1月1日启动(估计减税1500-2000亿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估计减税额在500-800亿元,政府还将大幅增加发债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弥补财政赤字。

  哈继铭还认为,一系列政策调整可望将经济增速保持在8.8%,但财政赤字将扩大至GDP的2.3%左右。

  政府基建还是结构调整?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张斌对于政府惯用的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来启动内需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质疑。他认为,对中国来说,结构调整是最急需去做的事情。

  “我们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是,经济增长是为了什么?不是那个统计数字,而是老百姓的福利”,张斌说,目前老百姓最需要的生活福利不外乎医疗、教育和住房“三座大山”,因此要集中精力在这些领域增加供给。

  怎么增加?“必须放松管制,让民间资金进入,这里的投资机会其实很多,这也是我们呼吁了很长时间的结构调整的问题”,张斌强调,比如医疗行业,就是可持续的很好的投资领域,如果放开,就不要担心任何需求了,也有效率。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教授则提醒,当前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消费率太低,而所有的应对之策,关键点都应该是围绕怎样逐步提高国民消费率,而不是靠进一步提高投资率来推进。

  刘尚希指出,如果消费率不能改变多年来持续下滑的趋势,结果只能是高投资,依赖出口,一旦出口出现问题,便只有用投资来消化过剩的储蓄,实际上就会重复经济增长方式。

  “只有提高国民消费率,才可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济才有回旋余地,应对外部冲击,否则没有办法。除非积极财政政策有利于扩大消费,但如果仅仅有利于扩大投资,是不可持续的。”刘尚希对本报记者说。

  刘尚希指出,当前财政政策的办法,应该是设法扩大公共消费。“通过扩大公共服务、公共消费来带动私人消费,这是最重要的。”

  而对于模仿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以大量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来拉动内需的方式,刘尚希表达了高度警惕,他担心,这样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挤出效应”,政府更多主导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

  事实上,从1998年启动的积极财政政策,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一项来自财政部的调查表明,在国家的国债投资中,约半数是经营性或有收益的项目,其中不少是不需要财政花钱的项目。

  据财政部对2001年上海等6省市153个国债技改项目专项核查,属于上市公司项目59个,安排国债资金26.1亿元。有专家对电子信息类项目评估,约50%的项目是可由企业自己做的,可不由政府直接投资。

  国债投资项目安排“基层化”的现象也值得重视。

  据相关人士介绍,许多属于地方事权的项目,本应由地方根据自身财力统筹安排,也都报中央批,由中央给钱。尤其是到县、到乡、到村、到户的项目,有的直接报国家发改委批,有的地方批复后报国家发改委安排资金。统计显示,1998-2002年安排给地方的资金占全部国债投资的比重为70.4%,涉及项目3万多个,共投入国债资金1054.7亿元。

  另外,当年部分国债项目资金效益低下,浪费严重,也曾引起广泛关注——据国家审计署2003年审计报告,9省37个污水处理项目,总投资58亿元,其中使用国债资金20亿元,但有15个项目未按计划完工或开工;16个已完工项目中,有7个达不到设计要求,项目整体效益无法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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