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前央行副行长、现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在长安论坛上表示，双率下调仅是政策微调，并未改变根本性方向，而后又在9月20日上海举办的主题为“动荡时代的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的“中欧华安锐智沙龙”上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而同样在这一场合发表类似观点的还有央行副行长兼上海总部主任苏宁、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宁等。苏宁表示通胀压力依然存在，要警惕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对下游的传导。许小年则建言不能轻易动货币政策。

　　在人心所向宏观调控有望放松的环境下，多位专家在同一时间段里集中发声“坚持适度从紧货币政策”，这到底暗示着什么？

　　频繁“逆流”

　　为防舆论左右政策

　　即使是粗心的人也能留意到，近期时有“不能轻言放松货币政策”的观点见诸报端。

　　阐述最详细的是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她分别于9月17日的新浪长安讲坛、9月20日的“中欧华安锐智沙龙”上表示，货币政策并未转向，且已经微调到位。投资者要理性对待货币政策，适应宏观调控而不必恐慌。中央银行只要控制M2的目标没变，应该说松紧度就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央行副行长兼上海总部主任苏宁同样在“中欧华安锐智沙龙”说，目前通胀压力依然存在，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对下游的传导比以往有所增强。而且次贷危机的影响仍在继续，金融市场动荡可能逐渐从金融经济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

　　同一场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宁总结了美国金融动荡的教训，建言不能轻易动货币政策，在他看来这是国家货币供应举足轻重的问题，要设法管住央行，不能轻易增加货币供应量。他认为，美联储过度发行美元导致的流动性泛滥是目前所有危机的始作俑者。

　　无独有偶，千里之隔的北京，众多金融界人士也阐述了相近的观点。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在9月23日新浪金麒麟论坛表示，货币政策还是难以放松，但可在结构上调整，提高流动性。

　　以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身份出席新浪金麒麟论坛的唐双宁强调，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多个层面造成冲击，中国需要完善货币政策，目前应该强调紧中有度，四季度时可以考虑调整为适度从紧；加大财政政策对薄弱环节、结构调整、扩大消费、稳定物价、稳定市场和重点改革的支持力度。

　　在这众多专家、官员表态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声音建言放宽货币政策。支持转型的理由，首先在于通货膨胀压力似乎已经缓和，其次是经济增长放缓似乎到了影响长治久安的地步，尤其是次债危机日益严重继而波及中国。8月份CPI同比上涨4.9%，涨幅连续4个月出现回落，但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净出口、投资和消费目前都已进入下行区间。尤其是投资和出口明显下降，从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不断传来工厂倒闭、无法生存的消息。

　　到底是通胀风险大，还是经济下滑危害深？多数派的意见是，货币政策应该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微调，兼顾增长目标。于是，央行9月15日宣布下调“双率”，各方都解读为这是放松货币的信号。

　　渣打银行中国研究主管王志浩向记者表示，这预示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方向已经转变，紧缩时代结束，刺激时代即将来临。

　　与此同时，呼吁再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声音，更是不绝于耳。

　　吴晓灵却一语道破近期官员们“逆大流”表示货币政策未转型的初衷：防止过多的舆论对政策的影响。她回忆起，2002年各部委早准备了一整套关于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文件，央行2003年6月18日的121号文件只不过是其中之一。但出台后，舆论狂轰滥炸批评这个文件，于是整个政策层的调控转向。当时房地产刚出现了不理性的苗头，如果能按照各部委拟定的政策框架实施的话，也不至于造成后来如此不理性的结果。

　　她表示，无需惧怕货币政策，因为股民信心对股指的影响远大于货币政策的出台。而且专家们也不必呼吁再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只有当中央银行吃进的外汇的量低于当年基础货币的需求量的时候，才具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条件。

　　治标与治本相结合

　　次债危机何时休，7000亿美元是否又增加了世界的流动性？美元是毛了，还是止跌企稳酝酿反弹，商品期货市场又当如何？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加上纷繁复杂国内环境，使得货币政策难上加难。

　　“一保一控”的政策意图下，权衡之术也考验着各个宏调部门的智慧。扩大信贷额度、降息与下调部分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被解读为货币政策放松的信号。但仔细分析其中深意，一种普遍的观点是，下调贷款利率但存款利率不变，是因为不能打击消费，虽然下调银行息差会减少银行利润。而扩大信贷额度、只下调中小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并不放松拥有巨额存款的五大商业银行和邮储，反映出了央行选择性地增加中小企业贷款支持，而非放开，代表了其谨慎态度。

　　吴晓灵所强调的是，央行会一如既往控制货币。紧缩政策、放开金融、财政支持，是宏观调整的主要思路。

　　樊纲的意见是，政府近4年来的政策都是想把经济过热的速度降下来。目前的增长速度正是宏观调控所要达到的结果，不应对此大惊小怪，而是要根据政策目标继续对经济进行调整，防止出现大的波动。

　　而社科院世经所的一位专家对本报记者说，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在国际国内压力下，货币当局能不能管好货币。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的疲软，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与此同时，美元总体来说，下跌趋势为主，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起伏不定，多种力量结合起来，贸易顺差有可能再出现正增长，人民币升值预期会再度强化。再加上，国际普遍认为中国股票市场在经历了超过五成的下跌后，资本价格重回便宜区间，于是，投机资本流入可能再度来临。这对于央行管好货币总量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

　　“如果这几年，央行没有如此大力度动用存款准备金率的工具，基础货币早就泛滥成灾了，而且中国的利率可能远远比现在的水平还要高，企业更要受罪。”吴晓灵表示，所以目前货币政策已经没有微调的空间了。而且，货币政策与股市的必然联系并不明显，2005年不出台公开的货币政策措施，仍不改股市低迷之势；2006年1月至2007年10月货币政策公开措施频出，7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7次上调存贷款利率，股市仍不改向上的牛市，关键在于信心。

　　“即使热钱继续流入，今后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措施，依然会遭到多方质疑和反对。”上述人士总结目前的形势时说。

　　而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目前以美元为主导的经济格局还无法改变，我们近期的货币、财政政策都只是解决矛盾的“治标”之策，其目的在于稳住局势，让大多数中小企业都能生存下去。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则必须通过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扫清体制上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标本兼治。

　　但以防止经济过热为目的的宏观经济政策要避免调整过深。樊纲分析说，防止调整过度的问题，是现实问题，也是有历史教训的。他预测说，近期还将有新的宏观调控政策出台，但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化，宏调更可能以其他多种政策组合的形式出现。（本报记者郝静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