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初的“计划调整”到最近的“一保一防”，30年来，中国的宏观调控走过的是一条并不平坦的道路。回顾过去，我们从中又能收获什么？放眼未来，宏观调控又如何在新环境中完善？

　　在改革开放30年的系列访问中，选择“宏观调控30年”这个题目，实际上就是以此来整体回顾中国宏观经济这30年的走势。

　　就此，《第一财经日报》近日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魏加宁。

　　　1　五次“过热”与两次“过冷”

　　《第一财经日报》：总体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波动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

　　魏加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呈现出三大趋势：一是高位波动；二是波幅收窄；三是峰长谷短，也就是高峰时间长、低谷时间短。

　　不过，无论是经济理论和国外实践都证明，经济运行是有周期、有波动的，不可能是一条直线。也就是说经济周期是不可能被完全熨平的。中国也一样，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总体上来说，平均速度比较快，年平均增长在9.8%，但是波动也还是有的。

　　《第一财经日报》：回顾过去30年，中国经济大致经历了怎样的周期性波动，经历了几次宏观调控？

　　魏加宁：习惯上，我们把加强宏观调控看成专指经济过热时，抑制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的紧缩性政策措施。

　　30年来，中国经济一共经历了五次经济过热时期：第一次过热是1980年前后，主要是“洋跃进”带起来的；不过当时还没有“宏观调控”概念，实际上是“计划调整”，使用的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那套思维。

　　第二次过热是1984、1985年，当时采取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收入政策“三紧”的政策，但是1986年初经济指标一往下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就很大，导致高层在紧缩方面发生了动摇。“软着陆”未成功就又“硬起飞”，这就使得紧接着出现了1987、1988年的第三次过热，加上价格闯关失败，导致经济“硬着陆”。但是在谈宏观调控时，我们是把这两次过热一起来谈，这样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次宏观调控失败的原因。第四次过热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2003年以来是第五次，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五年保持在10％以上。

　　当然，广义的宏观调控也包括在经济低谷时期启动经济，也就是所谓的“逆向调控”。

　　过去30年里，比较明显的“逆向调控”有两次：一次是在1989年“硬着陆”以后，增长速度、物价等指标都降下来了，市场出现了不景气，于是就通过中央银行不断放松银根以启动市场。再一次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从1998年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改善供给。

　　《第一财经日报》：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的开放性大大加强。这个时间点前后的宏观调控，在外部影响方面是否有所区别？

　　魏加宁：入世前夕，国内外讨论入世的影响时大多局限在对某个行业冲击和调整上。当时我曾经提出，入世以后，面临挑战最大的恐怕首先是政府的宏观调控。实践证明，入世之后，世界经济走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变得更大，汇率问题成为焦点之一，宏观调控方式面临新的调整。

　　　2 宏观调控部门的演变

　　《第一财经日报》：宏观调控的改革首先是宏观调控部门的改革，是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能否详细谈一下这个体系的变化？

　　魏加宁：首先，究竟有多少部门属于宏观调控体系，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记得早在1995年前后，有关部门委托我们国研中心宏观部，就宏观调控的综合部门职能设置的理论依据进行研究。最初让我们研究的是5个部门，包括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国家体改委。后来，体改委被撤下了；再后来，经贸委也被撤下了，最后只剩下3个部门，这就是国家计委（发改委）、人民银行和财政部。

　　值得一提的是，在市场经济国家中，一般是没有国家计委的，只有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因为他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手段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其次，从历次宏观调控来看，不同时期的主导部门是不一样的。第一次抑制过热时实际上是计划调整（1979～1982年），当时调整的重心是国家计委，调整的方法是压计划指标、砍建设项目。与此相对照，第三次抑制过热时的宏观调控（1993～1997年），调控的重点是货币金融政策，调控的重心是在央行，甚至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直接兼任人民银行行长一职，坐镇指挥紧缩银根、整顿金融秩序，取得了“软着陆”的良好效果。

　　关于启动经济的“逆向调控”，第一次逆向调控是在1989年“硬着陆”以后，主要是依靠人民银行注入资金的方式来启动市场。第二次“逆向调控”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主要是依靠财政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但是国债项目的审批却是在国家计委，因此又重新强化了国家计委的作用。

　　《第一财经日报》：国家计委和后来的发改委一直是宏观调控的主要部门，其职能体系也出现了多次变化。更有市场声音认为其定位存在大量不清晰之处，尤其是宏观和微观方面。请问你如何评价这个机构的作用？

　　魏加宁：此次大部制改革前的发改委在职能定位上存在着几个利益冲突：一是宏观调控与微观项目审批之间的矛盾，容易导致微观项目审批牵着宏观调控的鼻子走。比如，2003年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达到10％以上，经济学家已经提出过热问题，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迟迟不肯退出，原因之一就在于国家发改委要审批国债项目。

　　二是改革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有关发展的事务往往都很紧急，而有关改革措施则能拖就拖。过去几年，我们错过了一系列改革的最佳时机，比如说，创业板、存款保险、理顺资源价格等，不能不说与负责改革的部门有着很大关系。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讲，改革开放30年来，一条成功的经验就是：成立了无职无权、没有部门利益，但是立场超脱、中立、客观的国家体改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一批人专门吃改革这碗饭，看见哪里有体制问题，需要改革，就进行调查研究，制订改革方案，并由高层领导拍板决策，改革就能够不断地向前推进。

　　《第一财经日报》：进入2003年这一轮宏观调控，环保部门进入宏观调控体系。请问这一举动的意义何在？

　　魏加宁：环保部门进入宏观调控体系，虽然暂时有助于加强环保和抑制过热，但是，从长远看会带来一些问题。因为前面讲了，经济运行是会有波动的、有周期的。当经济过热、投资过热时，我们就来提高环保标准，控制市场准入，以此来抑制投资、控制经济过热。这时候，宏观调控目标和环保目标是一致的，问题不大。

　　但是，一旦经济增长下滑、经济处于低谷阶段、出现过冷时，我们怎么办？为了鼓励投资、刺激需求，我们再降低环保标准？放松市场准入？如果这样，我们的环保目标就永远也不会实现。

　　事实上，环保政策属于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应该不受经济周期影响的，这样才能真正有利于环保事业。CFP图

　　3　加强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

　　《第一财经日报》：这30年中，很多部委出现变化，比如，中国人民银行日渐成熟，但其独立性问题一直受到市场的讨论。

　　魏加宁：没有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就没有货币供应的稳定，就很容易出现高通货膨胀。这是各国实践所证明的，也是理论界经过定量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因此，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问题是我们一直关心的问题。

　　过去30年中，关于人民银行的独立性问题曾经有过几次大讨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时，有过一些讨论；上世纪90年代中期，研究制订《中国人民银行法》的时候有过一些讨论；21世纪初，研究设置银监会时有过一些讨论。成立银监会显然有助于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其中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财政不能直接向央行借钱。这是一道防止通货膨胀的“防火墙”，防止财政赤字过大导致货币增长过快引发通货膨胀。这是在经历过惨痛教训之后得出的经验。

　　但是，在加强央行独立性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没有央行的独立性，通货膨胀就很容易死灰复燃。

　　4　宏观调控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第一财经日报》：在宏观调控体系中，如何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魏加宁：宏观调控涉及到横向与纵向两个关系问题。

　　关于宏观调控中的横向关系，几乎每一次加强宏观调控时都会遇到来自各地的反对声，反对“一刀切”。由于宏观调控属于总量控制，因此就可能会全面收紧银根。但由于地区差异大，各地之间不仅资源禀赋存在较大差异，而且经济发展阶段也存在明显不同。于是，面对全面加强的宏观调控，东部沿海地区会说，我们有资金、有市场、有潜力，完全能够发展得更快一些；而西部地区则会说，我们才刚刚开始升温，热度还不够高，因此大家都会说宏观调控不能“一刀切”。

　　于是，就提出了宏观调控政策要不要差异化的问题，进而又提出了宏观调控要“有保有压”的命题。但随之而来的新问题，一是保谁压谁，由谁说了算？是市场说了算，还是政府说了算？二是这个也要保，那个也要保，结果很可能是谁也压不下去。

　　关于宏观调控中的纵向关系问题，启动经济时问题不大，但几乎每一次经济过热、加强宏观调控时都会遇到来自地方政府的阻力。所谓宏观调控，实际上就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一种博弈。

　　还有的地方政府提出，地方政府也应当具有宏观调控的职能。1992年8月，国家体改委提出的《90年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思路（初稿）》中也曾经提出：建立以间接调控为主的政府分级调控体系。但传统理论认为，宏观调控纯属中央政府的事权范围，而地方政府则无此权。那么，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究竟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也有待今后继续深入探讨。

　　5　宏观调控30年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财经日报》：这30年的多次宏观调控中，积累了怎样的经验，怎样的教训？

　　魏加宁：30年来，宏观调控有如下特点值得讨论和反思：

　　第一个，究竟是“刹车容易启动难”，还是“启动容易刹车难”？这是多年来一直争论的问题。目前，有些学者就以“刹车容易启动难”为由主张刺激经济增长。我个人认为，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刹车容易启动难”，但实际上是刹车比启动风险更大，更难统一认识，更难下决心。回顾过去历次宏观调控，我们每一次经济过热时，讨论都十分激烈，分歧都非常之大，通常需要经过多次政治局会议、中央全会、省长会等多种形式来统一认识，难度非常大，也颇费时间。

　　统一认识困难，部分原因是经济增速放缓显而易见，而且企业、地方政府、中央各部委和部分专家学者都会大声疾呼；而通货膨胀在决策者看来，从投放货币到物价上涨会带有一定的或然性，而且通货膨胀即使起来之后也只有中央银行一家负责，而中国的中央银行又没有足够的独立性。因此从政治力学上讲，保持经济增长与控制通货膨胀是极不对称的，很难把握其平衡点。而启动经济时，往往没有热烈的争论，给“油”多点少点也没有多大风险。

　　第二个值得反思的是，经济过热的结果之一往往是计划经济手段的复归。这是因为每一次经济过热，通货膨胀高企，为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有关部门都会因为时间上的紧迫性而动用传统的行政性手段，包括价格管制、严格项目审批、贷款规模控制等，导致计划经济手段的复归。这也是为什么一些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保持格外警惕的原因之一。

　　《第一财经日报》：目前有一种声音认为，宏观调控存在着的“超短期化”倾向，你怎么看？

　　魏加宁：“超短期化”概括得很好。过去，主要想的是10年以后怎么样？20年以后怎么样，想的是如何翻两番？后来，主要想的是3年以后怎么样，5年以后怎么样？再后来是1年以后怎么样，2年以后怎么样？现在是，下个季度怎么样？甚至下个月怎么样？

　　结果是，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短期的宏观调控上面，没有时间抓大事，没有时间抓长远问题，于是总是在忙于“救火”。

　　另外，宏观调控措施出台过于密集和频繁，没有给市场机制和民间企业留出足够的反应时间和调整空间，从而也压制了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发挥。

　　《第一财经日报》：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之后，什么才是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这个内涵和外延30年来的演变又是如何？

　　魏加宁：首先得明确究竟什么是宏观调控。围绕着宏观调控问题，大家通常争论得很激烈。但是每个人心里想的宏观调控往往又都不同。有人说的宏观调控就是指“总量控制”，也有的人所说的“宏观调控”还包括了“结构调整”，还有的人干脆把微观干预也说成是“宏观调控”，甚至有的人将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如环境保护，市场准入）等，也统统称作“宏观调控”。

　　我个人认为，所谓“宏观调控”，其词源最初来自于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收入政策。上世纪80年代最初引进中国时叫做“宏观控制”，后来改叫“宏观调节”，指的就是总量控制。

　　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使中国经济学家们第一次搞懂了宏观调控就是总量控制，“巴山轮会议”上，专家学者们讨论的结果，认为中国应当走“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模式”，主张从直接的行政控制转向间接的宏观管理。

　　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改叫“宏观调控”，增加了结构调整等内容。并且，随着宏观调控的反复加强，在手段上不断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其中包括计划（规划）手段、产业政策、土地政策、环保政策，甚至包括了市场准入政策，以至于有经济学家称：“现在的宏观调控就像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到了现在，我们反而不知道什么是宏观调控了。

　　6　展望宏观调控

　　《第一财经日报》：进入2003年，市场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宏观调控方向的判断有多次争论。认清宏观经济形势，是进行宏观调控的前提，但很多时候感觉大家对形势的判断出现了重大差异。这应该怎么理解？

　　魏加宁：每逢经济处在过热或过冷阶段，学术界总会展开一番争论。尤其是每次经济过热之时，争论总是十分激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对于判断经济是否过热（或过冷）的标准各有不同。

　　有的人是以经济增长速度为主要指标，也有的人以过去的经验作为参照，还有的人是把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与潜在增长率作比较，而有的人是看有经济增长无瓶颈，有无短板制约？也有的人是看物价，还有的人是看就业。比较复杂的是建立景气观测系统，用各种先行指标、同步指标加以量化，以判断经济运行处于哪一个“灯区”。

　　标准不同，判断起来自然会存在分歧。至于什么叫做“偏热”？什么叫做“过热”？什么叫做“结构性过热”？“部分行业过热”？则更是众说不一。

　　与此相对应，什么时候“过冷”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根据国际经验，经济增长率低于3％才应当算做“滞”。也有的人认为，目前在中国，经济增长率低于8％就应当算是中国式的“滞”；更有的人则当把中国经济增长在10％以上作为一种常态，因此当经济增长率低于10％时就会大声疾呼经济“滑坡”了。

　　《第一财经日报》：当前，在外部性风险的背景下，怎样在宏观调控方面与世界更好地互动？

　　魏加宁：入世以后，中国经济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确更加紧密了，宏观调控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外部因素。

　　但是现在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倾向，就是把中国经济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于外部世界，有人从赞扬的方面说要更主动地考虑与外部世界互动，有人则批评说“一切都是外部世界惹的祸”。明明是本国的宏观经济周期变化或宏观政策不到位，却都说成是外部世界如何如何，比如，通货膨胀高了，就说是输入型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就说是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

　　有没有这些因素呢？肯定是有的。但是能否全部归结于外部世界，我是有疑问的。事实上，如果没有国内经济的过热需求，通货膨胀“输入”得进来吗？没有中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过度依赖，美国次贷危机会造成那么大的影响吗？总之，还是要多从自身体制、结构、政策上找原因、找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