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会虽已落幕，鸟巢的璀璨焰火却似乎还在眼前。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说：“北京奥运会给了人们一把钥匙，一把了解中国近年来快速发展的钥匙。”

    那么，站在“奥运后”这个新的时间节点上，北京奥运又将给中国经济一把怎样的“钥匙”？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将呈现何种走势？这是现在许多人关注的焦点。记者走访5位在京专家，听他们解读未来经济走势……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

    今年仍在绿灯区运行

    今年中国经济仍然会是在绿灯区运行。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幅是9.8%，一般认为GDP的增幅在8.8%至10.8%为绿灯区。

    对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一般没有太多争论，争论在于如何保，保在什么水平。我认为，当前最需要做的是进行微调，强力刺激政策至少在今年下半年还不需要出台，但要有准备，可以做一些预案。理由是中国经济目前还在绿灯区运行，明年出现大幅滑坡的可能性也不大，而且任何政策都是“双刃剑”，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一保一控”，除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外，还要控制物价过快上涨。目前，中国的通胀水平相对较高，今年可能会在7%左右；明年如果考虑解决隐性通胀的因素，通胀率大约会在5%。如果放松、刺激过度，可能会使前几年我们在控制物价方面做的工作前功尽弃。因此，宏观政策宜实行微调。实际上，8月份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出台了许多微调措施，如上调出口退税率、对中小企业增加信贷额度等。明年也会有许多政策出台，如进一步减税、安排更多的企业发债等，这些都是不会引起物价上涨的刺激措施，是为了在“保”的同时做好“控”。

    但同时也要做好应对复杂局面的预案。因为国际环境中的变数较多，从二季度的数据看，世界经济的调整还未见底，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们要做好外需进一步萎缩的准备，要设法扩大内需。从国际经验来看，启动消费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要启动消费，就要考虑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完善社会保障、改善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积极启动农村市场等等。而这一切都需要考虑，要有预案。

    现在国外有人判断，中国在奥运之后经济会放缓，这是缺乏根据的。实际上，中国经济在去年第二季度达到本轮增长的高点12.7%以后，从去年第三季度就开始回落，至今已是连续4个季度回落，这是在意料之中的。目前，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还在加速，消费通过刺激也可以增长，所以，奥运之后，中国经济仍然可以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势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所副所长丁一凡：

    微调货币政策很有必要

    最近政府微调货币政策很有必要，微调的原因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

    从国际因素看，尽管就理论上讲，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可以抑制通货膨胀，但是，此轮通胀很大程度上是输入型的。面对输入型通胀，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紧缩货币，作用可能不大，而且会引来更多的热钱，这样就会带来滞胀的风险。所以，此时调整货币政策成为理性选择。

    从国内因素来看，为了防止通胀，我们近几年来实行紧缩的、抑制的货币政策，力度也比较猛，导致许多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告贷无门，在此背景下沿海地区的地下钱庄空前活跃。大家都知道，地下钱庄就是搞高利贷，它们的存在会破坏金融秩序，但企业为了生存只好忍痛相求，在这种情况下微调紧缩的货币政策，有利于企业发展。

    预计下半年货币政策有可能进一步放宽。作出这个判断的理由是：美欧的经济在放缓，尽管现在从数据上看它们似乎尚未陷入衰退，但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人们已经可以感觉到衰退。比如，从国际贸易上看，在广交会上，美欧客商的进口已经明显下降；从大宗商品的价格上看，前几年，美国有大量的资金从资本市场撤出，去炒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的期货，导致全球石油、粮食的价格大涨。现在，美国政府开始采取措施对这种投机行为进行干预，逼着大量资金回流资本市场，所以，近来国际市场上石油、粮食的价格开始回落。美欧经济的放缓，使得我们的通胀压力在减轻，国际经济的变化给我们调整货币政策提供了契机。

    进入8月份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行情连续走低，其中一个原因是国际、国内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不像过去那么坚定，经过几年势头较猛的连续升值，大家感觉差不多了，剩下的空间不多了。汇率的这波新行情，对我们的外贸企业是一个契机，有利于缓解压力、提高竞争力。但是，中国企业的根本出路还是在于转型，企业要抓住机遇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档次，这样才能提高附加值和竞争力。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

    政策需要改革提供支撑

    近来宏观政策的调整说明我们对全球经济形势的认识有了进步，这一调整对奥运会之后经济政策的改进、经济的稳定发展有好处，起码可以对经济下滑的势头有所缓冲。

    但是，从今年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速可能会有较大的下调，因为国际上存在的不可控、不确定的因素没有削弱，对国内的不利于经济稳定发展因素的调整还需要一个过程。当然，只要经济能够平稳发展，GDP增速在9%，甚至是低一点，放在全球各经济体中来看，仍然是一个很好的增长，完全不必过于紧张乃至惊慌。

    扩大内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要实现这个战略必须要有改革提供机制等方面的支撑。比如通过改革确定一些机制来改善老百姓对未来的预期，只有老百姓对未来有了良好的预期，才会有投资和消费的行为。

    至于如何推进改革，十七大已经制定了方针，关键还在落实。比如，在新农村建设方面“少娶多予、放活”的政策落实如何？“城乡统筹一体化改革”的经验如何推广？我们有很多好的改革政策还要得到很好的落实。比如，金融机构和金融体制改革，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大银行的建设而忽略了小银行和民营金融的发展，大银行门槛高、运作成本高、交易成本高，使得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一直难以解决。现在常说“流动性过剩”，实际上，还有许多地方是“流动性干枯”。

    至于“后奥运经济”，从长期来看，中国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会，可以有力地提升中国的品牌价值，这对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都有很大好处。通过举办奥运会有利于全国上下对全球化的意义有一些新的感觉，有利于我们进一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环境和要求。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所副所长王小鲁：

    警惕明年经济继续下滑

    如何看待当前在中国出现的通货膨胀？货币学派认为：通胀就是一个货币现象，通胀率＝货币供应增长率－经济增长率。这种解释过于简单，在中国不一定成立。近10年来，中国每年的货币供应增幅大约是17%，而经济年均增幅是10%，按货币学派的理论年均通胀率应该在7%，但实际上，中国的年均通胀率还不到1%，这一现象是货币学派无法解释的。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产能过剩，从而导致企业之间的价格竞争激烈，所以抑制了通胀。去年下半年出现的通胀是结构性的，主要原因是猪肉、粮食等食品涨价。

    预计今年的GDP还会往下走，全年可能会在9.5%—10%之间。现在，必须关注的负面影响有就业问题，以及要考虑政策的滞后期以及超预期的情况出现，要警惕经济在明年继续下滑。现在，美国、欧洲经济都有衰退的迹象，这有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造成较大影响。

    建议有三点：一是金融政策，要关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要进一步关注热钱的流入。要加大对外汇的管理力度，包括采用行政管理手段，促进国际收支平衡、降低货币发行成本、维护经济稳定。二是消费政策，多年来，中国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在下降。要扩大消费，必须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农业生产结构、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农民工待遇、居民收入差距、社会保障等。三是价格政策，为了抑制通胀对一些商品价格运用行政手段进行控制，比如限价、补贴，在短期内可能有效，但时间长了不利于供求平衡。应该从供应和需求两个方面入手，更多运用市场手段。现在，农产品的价格在回落，要抓住这个契机，恢复市场调节。

    关于“后奥运经济”，由于中国经济的总量很大，与奥运有关的经济行为在中国经济中占的权重很小，所以影响很校但从长期来看，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在国内可以凝聚、振奋人心。在国际上就如同打开一扇窗口，让西方普通百姓了解真实的中国，消除许多负面影响。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中国经济信息网首席经济师梁优彩：

    当前应设法激活消费

    政府已经意识到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很大，通胀回落预示着经济过热的风险已基本消除，而经济下滑的风险开始显现。

    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与去年同比下降了7个多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而消费（零售额）只微增了不到0.2个百分点，这个增幅填不满投资下降造成的窟窿。特别是股市跳水和房市疲软对经济的冲击很大，美国、日本都曾出现过因股市、房市拖累整个经济的现象。所以，我预测，今年GDP的增幅如果低于9%，会出现许多困难；而如果高于10%，方方面面的资源又难以支撑，那就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增长。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感觉今年有点像1998年，那一年，中国经济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和特大洪水，经济陷入紧缩，低迷了几年，政府花了很大气力、连续出台许多刺激经济的政策；今年我们又遇到了美国次贷危机和冰雪、地震等自然灾害，这些问题单个来看似乎对宏观经济影响不大，但诸多负面因素叠加起来产生的综合效应，将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固定资产投资和贸易顺差，消费的相对不够旺盛使得消费对增长的贡献较小，这一直是一个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因而导致国内消费不旺。由于内需不足，消化不了快速发展的工业所提供的产品，这些产品就必须到海外去寻找市场，从而产生了大量的贸易顺差。所以，是需求结构的不合理造成了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当前，应该设法激活消费，刺激消费的政策力度应该加大。1983年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就一直是下降的。十七大提出了增加群众收入的口号。今年上半年，扣除物价因素的话，居民收入的增幅还在下降。所以，分配政策的调整、社会保障的改善应当加以重视，在通胀加速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减税。只有通过减税、增收，才有可能激活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