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分析，上半年出现的增长减速，很可能意味着这一轮增长达到高点后开始进入长期增长平台上的调整。有基本面因素的支撑，加上有效的宏观调控和结构调整政策的支持，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经济仍有可能保持9％左右的增长率。

　　而支持这种长期持续快速增长的有一系列因素，包括可持续扩展的市场，独特的生产要素组合，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日趋改善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条件，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等。

　　利用独特优势应对风险和不确定因素

　　“30年改革开放和持续发展，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我们特有的大国优势、后发优势、政治优势，使我们在应对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时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和较强能力，可以赢得多一些的主动权。”刘世锦说。

　　中国作为拥有13亿人口、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大国，对国内外的种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比那些较小的经济体有更强的调整、化解能力。国际经济减速，外需下降，对出口导向的小经济体有很大影响，但在中国，出口导向型地区的增长下降可在相当大程度上由内需导向型地区的增长加以弥补。

　　国际游资进出可在短期内使较小经济体遭受重创，但对中国这样的大经济体并不容易。雪灾、地震对小经济体可能是全局性灾难，但在中国仍属局部问题。

　　作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中国不仅可以引进先行者成熟的科技、设备、工艺等，还可以引入管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知识，借鉴其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我们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确立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能够为经济发展创造长期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在政治动员、社会力量组织协调、应急处理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

　　治理成本推动型通胀必须转变发展方式

　　“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大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挑战转化为机遇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要把发展上升期的问题与衰落期的问题区分开来，应对得好，就会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刘世锦说。

　　国际石油、粮食等初级产品价格暴涨带来这一轮通胀压力，但目前特定阶段的物价上涨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作用。 农产品涨价可以使农民增收；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减小收入分配差距；能源资源价格上调和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是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治本之策。

　　刘世锦认为，7月份消费价格指数有所回落，但工业品出厂价格继续攀升，达到10％，工业品出厂价格经传导对消费指数价格的影响还没有完全释放。要素成本上升推动的物价上涨，“逼着”我们在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步减弱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形成以技术进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特征的新竞争优势。

　　不在发展方式转变上有大的进展，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将难以从根本上缓解。

　　首先，继续理顺生产要素价格体系，使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是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所在。这方面的调整和改革需要必要的宏观经济条件的配合。

　　其次，在外需拉动作用减弱后，采取有效措施把发展的重心放到扩大内需上来。

　　再其次，多种途径加快自主创新，其中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体制、机制和组织创新，使增长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依靠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这几个方面有突破，不仅对短期增长有好处，也将巩固、加强我国经济的基本面，使经济增长的潜力在中长期内得到有效发挥。

　　“通胀压力为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契机。发展方式转变这一关过了，中国经济不仅可以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还可以推动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一个大的台阶。”刘世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