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北京报道　

　　今年以来，不断攀升的CPI(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涨幅始终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而四川大地震之后，CPI走势如何又引发了很多猜想。　

　　据国家统计局5月1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CPI同比上涨8.5%，涨幅比上月增加了0.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在4月30日公布的3月CPI为8.3%)。从季度上来看，今年一季度CPI上涨率高达8%，创12年来的季度新高。　

“这次汶川地震强度比较大，灾害涉及范围比较宽，对存量资产的影响规模比较大。”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而且四川是粮食和猪肉生产基地之一，平时要输出粮食和猪肉，但在地震灾害之后，不仅短期内不能输出，而且还得从外面输入，对物价肯定会有推高作用。但这不会改变CPI增长下半年略比上半年收敛的总趋势，同时，经济稳定增长的大趋势也不会改变。”　

　　本轮通胀的六大成因　

　　陈东琪认为，和去年相比，目前物价形势表现出新的特征：CPI、RPI(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反映流通领域供求关系)和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反映生产者定价行为)三大物价指标同步上行，改变了去年二季度以前只有CPI一个指数上涨的形势；在食品价格继续保持涨势的同时，家电、服装和房租等非食品类价格出现补涨；上游产品涨价向下游传导的压力较大；大地震之后，对商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带来了一些新的影响。

陈东琪指出，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共出现过四次物价上涨较高的时期。

第一次在1985年，CPI上涨率最高为9.3%；第二次在1988-1989年，CPI上涨率最高时分别达到18.8%和18%；第三次在1993年、1994年和1995年，CPI上涨率最高时分别高达14.7%、24.1%和17.1%。纵向相比，前三次通货膨胀一次比一次严重，持续时间一次比一次长，付出代价一次比一次大。这一次对物价上涨的控制，动手比较早，应当有能力控制在“两位数”以内。

陈东琪副院长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本轮物价上涨的原因很复杂：一是受需求拉动的影响，去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还在15%以下，今年1-4月超过20%，其中4月份超过22%，为1997年以来的新高，既明显高于1978-2007年年均15%的水平，也大大高于2003年以来各年的增长水平；二是受成本推动的影响，工资、福利待遇等人力开支增加，不动产、能源、原材料及其他上游产品涨价，以及加大节能环保和其他外部性约束的政策力度，都会使生产者的实际成本提高，带来内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压力；三是食品价格本身的上涨占CPI的权重比较大；四是受国际传递的影响；五是前几年滞胀的影响；六是经济高速增长带出的结果。”　“应对这种复合型通胀，”陈东琪说，“不能只靠货币政策，还应当结合财政手段综合治理，要在控制和稳定需求的同时，努力增加供给。”　

本轮通胀具有全球性　

4月16日，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一季度CPI指数同比增长8%后，欧盟统计局同日宣布，欧元区3月份CPI同比增长达到3.6%，创近16年来新高。　

    “CPI上涨率，不仅欧盟和美国加快上涨，俄罗斯和印度等国近几个月是两位数，而且各国之间的涨价互相推动。可以说，这一轮通胀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第一次大范围、大幅度、突发性、全球性的通胀，各个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通胀压力，”陈东琪表示，“这次全球通胀突出表现为能源、粮食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其势头很强。”　

相关资料显示，进入21世纪，美欧等国家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采取了持续大幅降低利率的措施应对经济衰退。充裕的货币供应以及随后经济复苏产生的巨大需求，推动石油价格不断上升。由于石油短缺威胁到了国家能源安全，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开始将粮食作为能源生产的原料，大幅增加了玉米、大豆等的需求量，引发了粮食价格暴涨。小麦价格近两年来上涨近两倍，玉米价格上涨一倍多，大豆价格上涨近一倍。国际原油和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带动了铁矿石和铜等其他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今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平均上涨30%-50%。　

“全球通胀风险在不断向中国转移，”陈东琪认为，“同时，发达国家也在向中国转移衰退风险。”　

随着全球性经济收缩，我国GDP增长出现减速现象。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速为10.6%，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1个百分点。部分工业企业增加值和企业利润增速下滑，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4%，比上年同期回落1.9个百分点；同时，1—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3482亿元，同比增长16.5%，比上年同期回落27.3个百分点；一季度，我国的贸易顺差同比减少49亿美元，下降10.6%，其中对美国出口增速同比回落15个百分点。陈东琪认为，“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风险全球化，以前我们只看到了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对风险全球化估计不足。今后的宏观调控，不仅要注意‘内调’，而且要注意‘外调’，要防范外部风险的冲击”。

震灾不会带来经济低迷

从去年开始，我国施行多种控制物价上涨的举措，主要包括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整税收政策和增加粮食生产供给等。去年央行1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6次提高利率，今年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央行继续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　

5月12日，央行宣布，自5月20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率升至16.5%的历史高位。在调整税收方面，为缓解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带来的生活压力，国务院从今年3月1日起，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此前的1600元提高到2000元，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另外，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也降低了大部分企业的成本。陈东琪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在增加粮食供给方面，去年在粮食已连续几年丰收基础上，国家进一步鼓励农民种粮和养猪，成效显著。我今年4月到湖南进行市场调研发现，猪肉价格比去年最高时期的价格已下降了10%-15%左右。”　

    针对有人提出“没有一个通货膨胀时期，经济难以实现高增长”的观点，陈东琪认为，“现在我国经济的供给面和以前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目前国内生产能力比较强，尤其是实体经济非常强，农业占GDP的比重接近15%，工业占45%左右，商品供给水平很高，不会出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那样的由于供给不足、需求旺盛而引起的高通胀。”　

陈东琪进一步分析说，“这次四川大地震损失重大，有人估计要损失2000亿—5000亿元，主要是灾区居民房屋和家庭财产，学校，企业的厂房设备，各种基础设施和其它存量财富受到严重损失。但灾区重建要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要给灾区人民提供各种消费物资，而且重建将是一个时间较长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增长下滑的风险反而会缩小一些。”　他补充说，“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考验着政府，考验着宏观调控，但现在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经验比以前丰富多了，在经济的总供求关系并未出现严重失衡的背景下，可以用几个月时间渡过最困难的时期。我相信，在全国支持灾区重建的同时，下半年　CPI上涨率会比上半年有所收敛，同时经济能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