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越共总书记农德孟对华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农德孟访华正值越南经济处于敏感时期,在其来华的前两天,摩根士丹利发布报告称越南可能爆发“1997式”货币危机。
越南当前的市场动荡是严重的:股市指数业已腰斩,高通胀压力更使越南经济管理部门陷入两难:为了遏制高通胀(越南官方公布的5月份通胀数据高达25.2%)和避免货币贬值,需要加息,越南央行事实上也已经大幅提升基准利率至12%;但如此高利率又必然导致资产市场暴跌,并将重创实质经济部门。尽管胡志明市证券交易所宣布由于“技术原因”从5月27日起休市三天,但30日恢复交易后,抛售风潮使越南股指继续下跌,截至6月5日,胡志明股指(HO CHI MINH STOCK INDEX)跌至390.08点,比2007年最高点1170点下挫了67%。
越南当前的市场动荡有着深刻的根源,绝非一时一事所致:投资过高,2002-2006年投资占GDP比例依次为33.2%、35.4%、35.5%、35.6%和35.7%;高投资导致其进口增长过快,从2002年以来经常项目收支便一直是逆差,且逆差额从2002年的5.98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67.22亿美元,占GDP比重从1.7%上升到9.6%, 而1997年泰国爆发货币危机时其经常项目赤字只占GDP的比例为6.5%。
在经济领域,越南不过是个小国,2007年GDP仅700.22亿美元,我国对其出口119.01亿美元,仅占我国2007年出口总额的0.98%,从而决定了越南一旦真的爆发货币危机,通过贸易联系的危机传染效应并不大。
人类具有遗忘的本能,投资者对既往事件的回忆并不完全。一国发生的危机能够引起对过去危机的回忆,使他们重新估算他们所考虑的债务等经济变量,并在心目中赋予不利情况一个更高的概率。由于被外生事件唤醒的记忆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结果就是使两国的价格发生同向运动,这称之为“唤醒效应”(WAKE-UP EFFECT)。即使在完全的国内金融危机中,类似的“唤醒效应”也并不鲜见。1866年伦敦贴现市场的动荡始于该年1月一家名为沃森-奥弗伦公司的铁路承包商破产,引起市场对名声显赫但实际上与沃森-奥弗伦公司毫无关系的贴现行奥弗伦-格尼公司的担忧,最终导致奥弗伦-格尼公司于5月11日破产。
其它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类似越南的问题,在这种“唤醒效应”下相继崩盘的风险很高。特别是印度,越南如果是小炸弹,那么印度就是大炸弹,该国2007年GDP为10989.5亿美元,相当于越南的15.7倍,1950-2003年仅有两年贸易顺差,2005年以来整个经常项目收支也呈逆差,且逆差额从2005年的102.85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93.45亿美元,基金组织预计其今年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可达378.65亿美元,且其资本项目和金融市场开放度比中国和越南都高得多。
与此同时,伯南克近日宣布美国降息周期结束,从2002年以来持续大幅度贬值的美元汇率走势将很可能逆转,也进一步加大了新兴市场货币危机的风险。
值得警惕的是,我国近来加快人民币升值的声浪趋向高涨,但资本流动逆转导致人民币走势逆转的压力却在日复一日地积累,周边国家的货币危机则很可能成为引爆资本流动逆转的导火索。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我们贸然大幅度提升人民币汇率,结果就很可能是给投机者创造套现出逃的机会,我们自己也将陷身危机。既然如此,我们一方面不可轻易自投罗网,另一方面必须密切注视邻国的动荡发展,并做好准备,在必要时出手救援,当然也需要跟对方谈好“救援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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