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争论也在5月25日举行的“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以下简称“四十人论坛”)专题研讨会上展开。会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以下简称“四十人论坛成员”)陆磊向研讨会提供了这样的观点：“我坚持认为大地震对中国的经济损失超过10000亿元，不仅包括1000万人的灾区财产损失和重新安置，还包括次重灾区(整个四川、甘肃、重庆、陕西)的基础设施隐患排查与重建。据此，有理由认为紧缩性政策已经没有可操作性。”

　　此前，陆磊曾以“紧缩性调控终结”为题撰文称，“7.8级(后修订为8.0级)汶川大地震在事实上宣布了紧缩性宏观调控的终结”。他认为，只有按照战时经济模式加大投资规模，才可能尽快保证公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而所谓战时经济政策，基本要点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物价平准政策、国际收支逆差政策。

　　关于地震带来的通胀压力，陆磊提出：“如果以东部地区10%以上的通货膨胀成本，换取西部多存活一个人——或者说，让全国和世界承担通货膨胀税以实现家园重建，都不是一桩过于昂贵的决策。更何况，战时政策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

　　此文一出，陆磊立即迎来批评之声无数，并被指为“拍脑袋解决问题的专家”，甚至有网友怀疑陆磊是因为炒股被套牢才发出如此的言论。但陆磊表示：“我仍然坚持这一观点。”

　　地震的真实经济影响

　　毫无疑问，四川地震带来的经济损失巨大，四十人论坛大部分专家认为远非5000亿这个数字所能涵盖，而灾后重建的巨大投入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亦为人关注——华尔街甚至在“灾后重建”的题材下唱高油价。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顾问、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汶川地震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很大，但就总量而言对全国经济的影响有限，因为四川省占全国经济的比重并不高。

　　根据四十人论坛成员、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的分析，四川省是中国产粮和养猪大省，肉类产量占全国9.2%，粮食产量占全国5.8%。

　　然而，地震灾情较重的11个县市位于川北，合计粮食、油料与肉类产量占四川全省不超过5%，占全国不到0.4%。地震可能给局部地区的农产品供给带来负面影响，推高当地通货膨胀率，但对于全国农产品供应影响相对有限。从对工业生产的影响来看，四川省占全国比重并不高，GDP仅占全国4.2%，对全国的经济影响也不大。

　　四十人论坛成员、雷曼兄弟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认同地震对全年经济增长影响不大，但他同时认为，地震可能会对通胀造成更加明显的影响。在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中，雷曼兄弟将2008年CPI通胀的预期从5.5%上调至6.5%。

　　孙明春给出的调整理由是，此前中国CPI几乎完全是在食品价格的推动下上涨的，四川和重庆总计的谷类作物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8.2%，肉类产量占到10.4%。虽然该地区仅有部分生产受到影响，而且全国其他地方的夏季收成看来不错，但这些受灾地区的谷物、蔬菜和牲畜生产很可能会放缓食品供给的增加，并推迟食品价格的回落。

　　孙明春认为，当下半年启动重建工作时，这场地震也将加剧非食品类的CPI通胀压力。直至2010年，重建的投资总额很可能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约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度总额的10%)，这可能会加剧上游行业的通胀形势，并缓解产能过剩行业的通缩压力。宏观经济面临的风险是，通胀高位运行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推高通胀预期，并导致通胀蔓延至非食品类别。孙明春担心，如果通胀预期失控带来“抢购风潮”，通胀将被进一步推高。

　　紧缩性调控终结？

　　形势严峻，下一步的宏观调控政策为人瞩目。

　　就在四川地震发生的同一天，国家统计局宣布4月CPI同比上涨达到8.5%，这是11年来仅次于今年2月的次高数字，央行于当天果断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紧缩政策。震后不久，央行再次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成都、绵阳等6市州，地方法人金融机构5月20日暂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这一措施在国内尚属首次。但这是否意味着紧缩性货币政策要在全国经济范围和全年调控措施中体现？

　　对于陆磊“紧缩性调控终结”的判断，四十人论坛成员、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副司长管涛、中国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帆均持不同观点。

　　管涛表示，货币政策是一个总量政策，是否调整应该看整个经济的基本面，而不能只看四川的情况就来谈政策取向的改变。

　　在四十人论坛研讨会期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特别算了一笔账：如果说灾后重建需要在今后10年投入1万亿，那么分摊开来每年需要投入1000亿。而我国去年财政总收入增收了1.25万亿，再加上预算之外的其他收入，1000亿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据此，贾康认为，宏观调控政策没必要做出重大调整。

　　四十人论坛顾问、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分析，长期以来，中国公认的潜在增长速度是8%—9%。现实的GDP增长明显超过了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这就表明经济中出现了过度需求，而过度需求的存在必然导致通货膨胀。

　　就四川而言，余永定认为，地震摧毁了灾区的生产能力，造成供给减少，需求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也随之加强。但是，地震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是肯定的，货币政策一旦放松，势必造成通货膨胀恶化。在“一个水龙头”下，更多的向灾区投入，就意味着其他地区更加紧缩的货币环境。如果其他地区不愿意承担这种负担，要求放松货币限制，那么只能带来通胀的恶化。余永定表示，对货币紧缩更高的容忍度，也是对灾区的支持。

　　哈继铭表示，货币政策是一个总量政策，它的放松和紧缩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而财政政策包括税收政策则相对灵活，可以针对某一个地区、某一个行业，所以政府应该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果采用发债的形式，把市场上的钱聚集到政府手中来，再定向投到灾区去，就不会造成什么通胀压力。

　　陆磊也提出，在财政能力不足的前提下，可以推动灾区中长期市政建设债券的发行，利率由中央财政贴补，本金偿付由省市两级地方政府承担。

　　经济减速为模式转型提供契机

　　“外面冷了，中国的经济速度也应该顺势降下来。这样我们进行调整的方向不是增加内部投资，而是应该更多的转向内需。”吴晓灵在近期四十人论坛一次内部研讨会上表示。

　　据悉，在这次研讨会上，余永定和黄益平都曾将经济减速的风险与通货膨胀一起共同列为今年宏观经济面临的挑战。当前，经济增速放缓已经形成共识，这让各方有理由提出放松货币政策的要求。

　　余永定分析，除美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影响外，中国的货币紧缩政策本身也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尽管某种调整是必要的，但中国施行紧缩政策的重要性不会因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而降低。

　　吴晓灵表示，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是目前国内外形势下最优的政策搭配，但要正确的理解其内涵。通货膨胀最终都会体现为一种货币现象，因而控制货币供应量是抑制通货膨胀的必要选择。

　　余永定表示，此次地震将导致灾区的需求大幅提高，这正是东部地区减少出口，扩大对西部供给的良好机会，是由外需向内需导向转型的良机。

　　那么，地震损失和灾后重建的合力会否进一步拉低宏观经济？又是否可以成为改变宏观调控政策的理由呢？

　　对此，孙明春认为，下半年四川和其他受灾地区为了重建资本存量而进行的大量固定资产投资将完全抵消第二季度GDP的削减。因此，雷曼兄弟对全年GDP的预期保持9.8%不变。

　　吴晓灵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当前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还是通货膨胀，从紧的货币政策不宜改变。当前，进一步搞活金融市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解决好中小企业的融资等问题，更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