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1邮票之研究
1974年5月16日和17 日,我国的主要报纸刊以《万国邮政联盟成立一百周年邮票》为题,刊登了三枚邮票的照片和一则不足把百字的说明。邮票照片由上而下排列,说明全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于1974年5月15 日发行《万过邮政联盟成立一百周年纪念邮票》一套,共三枚。上图《人民邮递员》;中图:《团结友谊》;下图:《万里长城》。“落款为“新华社稿”。这便是堂堂的“J”字头邮票开门票问世时在报纸上的表现。由于新邮包报道措辞的极度简单,让人很难明白为什么让“万里长城”来表现“万国邮联”的纪念内容。由于措辞的闪避,无论是邮票的照片,还是邮票的介绍文字都对新的“J”字头编号只字不提。这在现在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天方夜谈。
发行背景
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席位。此后隶属于联合国的邮政事务的专门机构---万国邮政联盟经由通信投票表决的方式恢复了我国在万国邮联中的唯一合法代表的地位,并立刻生效。1972年4月13日万国邮联将表决结果通知万国邮联的办事机构---国际局,决定参加万国邮联的活动。
1973年的3月17日,外交部和管理邮政工作的交通部联合向国务院发文---《关于参加“邮联”成立一百周年纪念活动的请示》:邮联要求各会员国在1974年发行一套纪念邮联成立一百周年的邮票(两枚或四枚),其中图案由各国自定,但要求在邮票上印有“邮政联盟”和万国邮政联盟”及“1874—1974”字样。邮联还出版纪念邮册,要求各国提供所发行的纪念邮票。拟根据邮联的要求,结合我人民邮政的特点进行图表设计,在1974年发行一套纪念邮票,并向邮联赠送。
这份报告于1973年3月22日经由李先念副总理批示“拟同意”,并经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各位领导圈阅同意。当这套邮票设计印刷发行是,邮电部已恢复,邮政总局重新划归邮电部,邮电部进一步在邮票编号工作上拨乱反正,实行JT新编号,“万国邮政联盟一百年”成为J字头编号的“领头羊”实在是再妥当不过了。然而新得当邮票志号的编号形式很大程度上是恢复了“文革”前老纪特邮票的编号形式,随时可能遭到“复旧”“复辟”指责,新华社的新邮报道文字往往是由邮票发行部门自己提供的,因而这很可能是当时J1新邮报道以尽可能简单的文字低调处理的原因。
邮票设计
按万国邮联的要求,这套邮票的应为二或四枚,而我国偏偏安排了三枚,个中似乎有点微妙。引人注目的是我国的《万国邮政联盟百年》邮票是继编号邮票三套“乒乓外交”邮票后又一套难得的“国际题材”。且“乒乓外交”邮票体现的内容仅仅为“请进来”,而“万国邮联”已经有“走出去”的一些表现,这在封闭的“文革”中并非易事。再则。第二枚《团结友谊》上依偎在一起的无个肤色不同的人物是两男三女,有别于编号邮票铡中的三套“乒乓外交”的邮票上表现友谊而依偎的人物头像全为清一色的女性。这是值得注意的是这套邮票是由三个人设计,三种图案、三种不同的风格:杨白子的《人民邮递员》满面春风,清新可人:叶武林的《团结友谊》色彩浓烈,热情庄重:邓锡清的《万里长城》雄浑苍劲,视野开阔。然而三种风格的邮票却被万国邮联的“盟徽”、相同规格的邮票统一起来,成为一套内容丰实、设计得相当出色的邮票,并没有给人以“各自为阵”的不快。 《万里长城》的原型是一件艺术挂毯,由八名设计人员和工人花了半年的时间,选用了几十种不同颜色的优质毛纱编织而成。1973年11月1日邮电部邮政总局副局长宋兴民在拜会万国邮联国际局总局长安东.休。里奇的时候,向他面交了我国赠送万国邮联的两件礼品,万里长城图案的挂毯便是其中之一。国际邮联的杂志立即刊出了万里长城的照片,并配有介绍挂毯制作艰难的文字。可见这件万里长城的挂毯在邮票发行前早已是名胜在外了。可惜《万里长城》的邮票票名并不确切,应该是《艺术挂毯—万里长城》或《中国政府赠送万国邮联的艺术挂毯—万里长城》,这样的票名固然冗长,但这样冗长的票名其实在纪念邮票的票名中并不鲜见,票名的作用就是要说明问题。(作者;郑启五)上海邮票网摘抄中国集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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