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2月31日的各大报纸上刊发了一则图片新闻，文字说明如下：“邮电部1974年元
旦发行《体操运动》特种邮票一套，共6枚。这套邮票的图案反映了广大群众响应毛主席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积极地开展体育运动。”照片则分上下各3枚全部展示了邮票的图案。这可是近十年来第一套纯竞技体育的邮票。当时我买到这套《体操运动》特种邮票仔细一看，猛地发现了出现在邮票下沿的“T”字编号，如此重大的变革，新华社居然只字未提。这悄然出现的“JT”票在形式上全面继承了“文革” 前老纪特的编号模式，只是少了一个总枚数而已。它的出现既是对“文字票”腰斩老纪特做法的彻底否定，也是对文革前老纪特编号的特色和科学性的肯定，此时尚在“文革”中，来之不易。如此动作想来只有在邓小平搞整顿的大环境下才能出现。
JT票出现的时间选定在1974年元旦，据考时间上与邮电部的恢复有关，至少新的邮电部
使用新的邮票编号显得顺理成章。1972年12月9日，交通部报请国务院批准，成立交通部邮票发行局。1973年3月3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恢复邮电部的报告。3月6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5月26日《关于邮电体制的通知》下达。6月1日恢复邮电部，交通部邮票发行局更名为邮电部邮票发行局。新华社是通过播报编号票《86－90儿童歌舞》的发行消息来披露邮电部恢复的消息的。该消息第一段如下：“新华社北京1973年5月31日讯：为纪念国际儿童节，邮电部决定在6月1日发行《儿童歌舞》邮票一套。”而《儿童歌舞》已是编号票的尾声了，它距JT票出现的1974年元旦只有半年的时间。 紧接着原属北京市邮政局管理的中国邮票出口公司也合并到邮票发行局，至此，“文革”前的邮票发行局的职能基本都在整顿和理顺中得到恢复。据《中国邮票史》（第八卷）初稿披露：由于编号票比起老纪特的志号相差明显，各方多有怨言，邮政总局要邮票发局的会计科负责解决这一问题。该科当时提出了三个方案：（1）补办手续方案，即把“文革”期间发行的邮票都续编在老纪特的后边，例如“文1”就顺着老纪特的最后一套“纪124·32111钻井队”编为“纪125”，一直编到1973年底，然后在发行的新邮票上印上续接的志号。（2）挖掉方案，即把“文字票”、“编号票”统统甩掉，在新发行的邮票上续编“纪”、“特”。（3）另起炉灶，重新编号。经过分析比较并广泛征求意见，认为第三方案比较可行。在具体拟定第三方案时，邮票发行局会计科负责人胡誉淳提出如下三点：（1）保留原纪特志号的优点，把套号、枚号、年号保留下来；（2）必须与原志号有所区别，把原来标出的“纪”、“特”改为用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来表示；（3）把意义不大的总枚数取消。经报邮政总局和邮电部批准，新的纪特——JT志号从1974年开始实行。这样由于胡誉淳机智的构思使之成为继邓连普之后第二位新中国的“邮票志号编设人”。但由于1973年6月1日发行的编号票86－90《儿童歌舞》和1973年3月8日发行的编号票63－65《中国妇女》之间已经为多套计划中的邮票预留了31枚的位置，所以在整个1974年中，编号票与JT票同时运行，一直到1974年的12月23日发行影雕套印的编号票《78－81工业新产品》，才把预留数消化完毕。
JT票的悄然问世，实质上是在邮票志号上的拨乱反正，进一步理顺了邮票发行的程序，
其意义不仅仅是志号的恢复，更是对四人帮之流倒行逆施的抗争。然而，从现存的资料和历史档案的清理来看，不但当时官方的新闻没有吭声，就连邮电部内部文件也没有下
发。我以为这只能说明当时情况的扑朔迷离、种种无形的制约和斗争的犬牙交错。JT票
中1974年至1975年上半年的选题和1975年下半年至1976年选题存在的明显差异也折射出
当时斗争的复杂性，没有经历过那场浩劫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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