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任务，最初中央曾打算用国旗征稿的办法完成，但因国徽设计要求更多的专业性，200多份征稿未见满意者。周恩来总理于是决定，让两个专家团队来设计。

    几经研讨，张仃和梁思成两个设计组拿出两个不同方案，而且，竟成相峙之势——

    从1950年9月30日张仃将自己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亲自挂上天安门城楼到今天，已经过去了59年，但说起那段难忘的往事，这位年过九旬的老人仍然记忆犹新——

    1949年10月，开国大典刚过20多天，为天安门城楼及游行队伍总设计工作操劳多日的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主任张仃教授，又完成了国徽方案之一的设计。能获得为新中国设计标徽的殊荣，张仃激动万分。一份签注为“永久”保管期限的第50号政协档案文件显示，张仃进行并呈交国徽方案的时间段为“1949年10月23日起至1950年6月17日止”。

    国徽设计的任务，最初中央曾打算用国旗征稿的办法完成，但因国徽设计要求更多的专业性，200多份征稿未见满意者。周恩来总理于是决定，让两个专家团队来设计。

    张仃和梁思成受命承担起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重任。张仃代表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组，梁思成代表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组。前一组设计者为张仃，提供技术意见者有张光宇、周令剑，助理绘图者为曹肇基；清华大学营建系组“拟制国徽图案说明”者为林徽因、莫宗江，参加技术意见者为邓以蛰、王逊、高庄、梁思成(原文件顺序如此)。

    张仃和梁思成一开始就提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方案。

    张仃的方案构思是：一、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上方，环五角金星，象征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富强康乐。三、天安门——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是我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

    梁思成组的方案构思为：“以一个璧或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求其由古代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图案。”

    两组方案相同之处是“五星、齿轮、嘉禾”。张仃坦言：在国徽草案设计过程中，一度交换意见，接受了梁先生很多宝贵意见，“但与梁先生意见相左部分，仍加保留”。相左在于天安门。梁思成组对张仃方案中的天安门提出批评意见，他们认为，天安门是封建王权的象征。

    张仃坚持以天安门为主的方案，并为这个方案做了专业化的针对性解释：

    梁先生认为：天安门为一建筑物，不宜作为国徽中构成物，图式化有困难，宜力避画成一张风景片，要变成次要装饰。

    设计人认为：齿轮，嘉禾，天安门，均为图案主要构成部分，尤其以天安门为主体，即使画成风景画亦无妨(世界各国国徽中画地理象征的风景画是很多的)，不能因形式而害主题。

    梁先生认为：国徽造型最好更富图式化、装饰风，写实易于庸俗。

    设计人认为：自然形态的事物，必须经过加工才能成为艺术品，加工过分或不适当，不但没有强调自然事物的本质，反而改变了它的面貌。譬如群众要求的嘉禾式样是非常现实的，又非常富于理想的，金光闪闪，颗粒累累，尚仅从形式上追求，无论出自汉砖也好，魏造象也好，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美感上的要求，写实是通俗的，但并不是庸俗的。

    梁先生认为：国徽图案应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多采用民族形式。

    设计者认为：梁先生精神是好的，但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应该是有批判的，我们应该继承能服务人民的部分，批判反人民的部分——这是原则，更重要的：不是一味模仿古人，无原则歌颂古人，而是推陈出新。

    梁先生认为：国徽中彩带仿六朝石刻为高古、唐代就火气重了。

    设计者认为：六朝的、唐的石刻造型都可取法，看用于什么场合，有些六朝石刻佛像彩带，表现静止，确是精构，倘用在国徽中，就太静止了，而唐之吴带是运动的，所谓“吴带当风”。国徽彩带采用这样的精神，正适应革命人民奔放感情的要求。

    北京朱墙、黄瓦、青天，为世界都城中独有之风貌，庄严华丽，故草案中色彩，主要采朱、金(同黄)、青三色。此亦为中国民族色彩，但一般知识分子因受资本主义教育，或受近世文人画影响，厌此对比强烈色彩，认为“不雅”。(尤其厌群青色。但不可改为洋普蓝及孔雀蓝，否则中国气全失，且与朱金不和。)实则文人尚未发展之前，国画一向重金、朱，敦煌唐画，再早汉画，均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广大人民，至今仍热爱此丰富强烈的色彩，其次非有强烈色彩，不适合装饰于中国建筑上，倘一味强调“调和”，适应书斋味，一经高悬则黯然无光，因之不能使国徽产生壮丽堂皇印象。

    以上系摘自有关原始档案，文中“设计者”乃第一人称的张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