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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盈利 控烟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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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CD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控烟办公室主任杨功焕女士谈到，在中国以及世界大部分国家签署的《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提出来的策略，通过很多文献证明都是有效的。在《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文本中，实际上要求把增加烟草税以降低烟草消费作为一个重要的条款来进行履约。世界卫生组织为了方便全世界各位了解公约的内容，把重要的控烟策略又叫做MPOWER来说明控烟策略。
MPOWER可以用六个单词进行解释。M，是关注烟草政策的执行；P，表示关注人们对二手烟的危害；O，帮助吸引者戒烟；W，是警示烟草的危害；E，指禁止烟草的广告；R即提高烟草税，提升烟草税意味着烟草价格可能会因此提高，通过经济的手段使人们减少对烟草的消费。
在被提问道，在MPOWER中，最后的R（提高税收）是不是最重要的，杨功焕说：“实际在控烟的策略中，我们把它分成经济手段和非经济手段，真正的经济手段就是指R，即提升烟草税率，这其实也是一个在社会中经常用到的，因为贵，买的人少嘛，这很容易理解。通过MPOWER中援引的一个南非的数据也可以证实：烟价每上升10个百分点，烟草消费量就会相应下降5-7％。而且MPOWER也提出提高烟税是单一控烟手段中最有效的方式，所以如果通过税收提升烟草价格，反应出了价格弹性，那将对控烟非常有效。”
所谓商品有税，税增加了等于就是增加了商品的成本，成本上去了自然价格就要上去，这个东西贵了以后可能有一部分老百姓就买不起了。杨功焕说，比较大部分消费者对价格是比较敏感的。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
烟草提税国家增收 社会效益仍需评价（造福社会需专款专用）
国家为什么收税？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对生产消费流通环节进行控制。税本身收上来以后，其实很大一部分是要被用在社会的公益福利等方面。如果我们的烟草增税了，这些增加的税是不是会真得能够造福社会？如果是，会在哪几方面会产生有益的影响？
对此，清华大学博士胡琳琳说道：“增税的第一个作用，可以有效降低烟草的消费，这样就避免人们受到更多烟草对健康的损害，也能节省未来的一些医疗支出；第二个作用，很重要的就是，能够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如果政府把这些增加的财政收入能够用于一些改善民生的领域，比如说像一些国家所做的，用来扩大医疗保障，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医疗补助，或者是用于支持像控烟这样的一些公共卫生的活动，会对社会造诣更大。”
杨功焕提到，税收政策实际上一直是作为政府在引导正常消费、解决公共卫生健康中的有效的手段，但单纯的加税是不够的，而是必须要把增加的税让政府用于改善医疗、健康，以及提供其他方面的公共卫生服务，才会事半功倍。
在美国，奥巴马上台以后就要向烟草加税了，还是特许权的加税，从几每分到几美元。
胡琳琳谈到：“是联邦的税从39美分提高到了1.01美分，美国的做法就是把这部分税，可能会增加300多亿美元的财政收入，用于扩大为儿童建立医疗保障的计划。其他国家也都有过类似的做法，美国之前在州一级加税，像美国的麻州，去年加税也是用于支持全民的医保，其他很多国家也有这样的例子。”
以加拿大为例。只要烟草提了税，国家的财政收入就会明显增加，而且随着税收的增加，烟民总体的烟草消费量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有一段时间由于通货膨胀，烟草税的价格往回降了一点，又导致其消费量。纵观很多国家和地区，像南非、英国、我国的香港、台湾等，把它们的税收烟价曲线和烟草消费曲线放在一起来看，都是呈现明显的逆向上升。所以现在包括俄罗斯以前的烟税比例都非常低，最近也在明显的提税，而且提价后消费量也降了下来。在很多国家，百姓都有明显的感觉，抽烟是一件很昂贵的事情。
公众不了解价内税 根据烟草危害付税控烟效果明显
相关资料显示，烟草作为一种产品，先不说有害还是无害，作为一种产品必须经过生产、流通，然后到批发、零售、消费等整个环节，其实每个环节都应有各种不同的税种。
胡琳琳介绍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国家的烟草税，特别是消费税的结构和状况。其实我们现在说的烟税主要指的是卷烟的税，在烟叶这个环节，国家也征收20％烟叶税。进入卷烟生产的环节，从生产到批发、到零售，其实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应的税。我们现在最关注的，就是对卷烟这个产品来说最特别的消费税，我们国家的消费税按照税制来说，现在还都是价内税，这和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不同，在一些发达国家，你买东西是买的时候在这个价格之外会再让你交一部分税，即价外税，所以你买什么东西都会知道自己要额外交多少的税。而我们国家的特点就是，对于零售环节的税征管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这部分消费税主要是在生产环节来征收的，像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等，这种税是包含在零售价格里面的。而卷烟的税比较贵，主要是为了抑制消费，因为这个产品可能对健康或社会造成一些危害，并引出了医疗卫生方面的一些成本，这个成本应该由消费者自己来承担。
不管价内还是价外，消费税的主要目的就是调节消费的行为。
胡琳琳表示，恰恰我们国家实施的是价内税，消费者付价的时候并不了解他付出了国家这部分税是为了抑制他消费的，所以这个问题就导致现在消费税的征收，事实上对卷烟的消费行为作用是不大的。另外，现在我们实施的消费税主要还是以从价税为主，就是说高价烟的税赋会高一些。而目前我国的从量税占到烟税的比例是非常小的，不到10％。我们研究烟草税的专家都知道，如果要达到控烟的效果，从量税相对来说更有效，因为不是按照价格来付这个税，而是根据烟草消费的量来付税，你抽的多了就得多掏钱，不论低价还是高价，所以这样就会使得一部分抽低价烟的烟民会因为量的增多考虑所要付出的高昂成本，这样也可以降低高价烟和低价烟的税差和价差。
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转换，从控烟的角度上来讲，烟草都是有害的，你只要是有了这个量，我就征税，这个烟本身价钱高低跟我没关系。你自己要为量的积累付出相应代价。
杨功焕表示，对烟草价格最敏感的两类人群：有效控制中低收入群体吸烟。烟草控制税理论上的研究，讲得直白一点，可以把这种税叫做危害健康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而征收的消费税，虽然理论上应该是这样，但是由于中国本身在控烟、卷烟生产环节中的税制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很多人一想到在中国加税怎么加，就觉得是很大的问题。我想说，其实如果要加税，不论在哪个环节上加，只要在价格上表现出来了，老百姓一方面（像琳琳说的）会知道价外税让你付税了，因此可能会影响行为，第二点，即使不知道，但是若能感觉到烟价上升了，从群体效应来看，也会减少吸烟或是选择戒烟。因为在一个群体的研究中，只要东西贵，消费就会下降，尤其该物品不是必需品时。
这当中运用了经济学当中的一个概念——价格需求弹性。杨功焕表示，因为不像粮食，再贵也要吃饭，这种商品的需求弹性是相对比较小的，卷烟虽然有一些成瘾，但是是可控的成瘾，和毒品不一样。所以贵了以后，从群体来讲，就是有不同。经过研究，在中国实际上需求弹性大概在是0.08—0.15，国际上是0.4。就是说只要是有增加10％的价格，需求下降是很大的。
杨功焕说，实际说来，真正对税收价位比较敏感的人群是两类，一类是收入比较低的人群，一类是青少年群体，而这种价位增加以后，因为穷人抽烟，价位高了以后就会抑制抽烟行为，反过来说，对健康的影响显然就会降，你也不用去承担相应的这部分的医疗成本；第二点，对青少年。他们也是比较敏感的群体，没有独立的经济收入，所以增加了以后也会抑制抽烟。在中国，高收入人群虽然相对于国外的比例要低一些，但很多抽高价烟的人是不花钱的，所以这个跟其他国家相比弹性系数还是稍微差一点，但是还是有效的。
在整个贫困家庭家庭支出当中，如果吸烟所消耗掉的家庭财富的比例占到整个比例大约为8％~9％，将近10％了，就是说这个家里收入100块有10块是用来抽烟的，那么这个消费对于整个家庭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它可能支付的医疗成本会更大，这真的是容易导致家庭贫困的一个原因。
昨天一个发展中心发布他们的调查中，发布了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有一个农民自己戒烟以后就把自己买烟的钱存起来了，几年之内就达到了3万块，这就很明显的告诉大家，实际上对于一个中低收入的家庭来说，卷烟消费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尤其是当他由此生病以后，会对他的家庭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记者从甘肃的武定县了解到，他们修一个母亲水窖，蓄的一点点水都是浑浊的，还需要加了明矾沉淀后再喝。有个家非常穷，整个家庭财产加起来：一头羊、一个房子、一个炕等，2000块打住。家中两样值钱的东西，一个是有一个60多年历史的水壶，全家都拿它来喝水，没有水就死掉了。另外一个就是使用了30年的一个水烟枪。一个家庭财产总额不到2000块的家庭，其中竟然出现了一个水烟。对此，杨功焕表示，所以要让农民兄弟抽得起烟的说法，实际上是要致农民兄弟于永远穷困的境地。胡琳琳说道：“建议税价联动来控制烟草消费。”
国内很多专家已经做了很多研究，胡德伟老师是美国加州的一个教授，他一直从事中国烟草税的研究，主要从公共卫生角度呼吁以税控烟，他们在去年公布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可能大家都看到过相关的报道，当时占据媒体头条，就是建议把每包香烟的从量税，从原来的每包6分钱提高到1块钱，这应该说是他们研究的核心观点。
胡琳琳说，因为中国烟价格相差也是非常大的，他做的研究计算了这个提税的方案可能造成的影响，就是说可能使得1千多万人戒烟，挽救大概3百多万生命，政府的财政收入可能增加649亿。我们注意到这个方案主要是呼吁提高从量税，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会导致缩小高价烟和低价烟之间的价差，也能限制人们吸烟，特别是能够减少低收入人群和青少年的吸烟，因为这部分人主要是吸低价烟，量大了，价格相对来说提高的比例更大一些，所以控烟的效果是最好的。
据胡琳琳介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和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成立了一个中国卷烟税研究的课题组。今年5月份，其实就是这次提税之前，课题组向政府正式提交了一个关于增税的方案的设计。这个方案跟胡教授的方案略有不同，虽然主要的思路也是以税控烟，也是缩小低价烟和高价烟税差和价差，但设计是把低价烟乙类烟从价税提高到跟甲类烟同样的水平，提高到都是45％的水平，提高所有卷烟的从量税，把从量税提高到每包3毛钱，这样综合下来，回答你刚才的一个问题，对卷烟价格的影响，零售价格算如果税收能够完全传达的价格上，每包香烟将提高17.7％这样的比例，进而我们测算出，增加的政府财政收入（当然我们用的弹性比例相对高一些）大约为1400余元。
杨功焕谈到，我觉得经济学家确实会给我们开出不同的处方，如何来调整烟税和烟价，当然不论是清华大学的这个方案或者是胡教授的这个方案，他们的研究都是一样的，第一，就是要加税；第二，加了税以后要显示在烟价上。唯一一点区别，就是作为一个在国外工作的专家，他觉得中国的税制比较复杂，他就不想去动那个税制，就只改从量税；而对于清华大学，由于他们对中国的民情比较了解，所以提出来了一个操作性相对较高的方案，不过两者的目的和原则完全一样，就是通过加税、加价来控制烟草消费。
对此，胡琳琳补充到，我们这个方案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把消费税的征收从生产环节转移到批发环节，因为我们国家零售环节还相对正规化程度低一些，征管难度比较大，但是批发环节是完全可以操作的，所以做这样等于往前迈出了一步，因为批发环节如果税率提高的话，更容易把价格传导到消费的环节、销售的环节，对消费的引导作用会更明显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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