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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为庆祝甲骨文发现110周年和天津市国学研究会成立一周年，由天津市社联和天津市国学研究会主办的“甲骨学在天津”学术报告会在天津举行。殷墟甲骨文作为我国最早的系统而成熟的文字，其发现至今已过百年，但关于其最初的发现者、发现地和发现渠道等问题，学术界迄无定论。报告会主题发言人、天津市国学研究会副会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朱彦民教授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论述了天津学者在甲骨收藏、甲骨学研究等方面的卓著贡献，同时结合自己的书法实践畅谈了甲骨文书法，还介绍了甲骨学在海外的发展情况以及学习、研究甲骨文的意义。本刊特摘选了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2004年7月，上海最大的艺术品拍卖公司——崇源公司公开拍卖20片殷墟甲骨，结果拍出了4800万元的天价。拍卖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这是全球首次甲骨拍卖，不但“空前”，也极有可能“绝后”。
为什么20片残缺不全的殷墟甲骨，就能拍出如此令人不可思议的天价呢？其原因不仅在于殷墟甲骨是世所罕见的文物珍品，而且还在于这20片甲骨本身非同寻常的收藏经历。原来它们是天津文物收藏名家孟广慧先生的旧藏（后来转到李鹤年手中），是学术界最早收藏的甲骨实物的一部分。
说到天津学者收藏和保护流散殷墟甲骨的过程，大多充满了艰辛与磨难，可歌可泣，背后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凝聚着几代学人的爱国情怀。实际上，在天津研究和收藏甲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他们对甲骨的发现、收藏和甲骨学的研究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甲骨的收藏与保护，与其他文物完全不同。甲骨经过占卜使用后，本身极易破碎，再加上经过近三千年的土埋与水浸，多数已经腐朽质脆，一片甲骨稍不注意就会断裂破碎为数片或十数片。更不用说这是有利可图的珍贵文物，一经古董商介入买卖，更加重了对甲骨的破损。甲骨的收藏与保管都需要收藏者费尽心机、历经艰辛才能使国宝保存下来。
应该说，甲骨的早期收藏与甲骨学的研究都与天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特别是天津第一代甲骨收藏家王襄、孟广慧和王懿荣以及他们的后人，对中国甲骨的收藏、保护与甲骨学的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王襄先生是殷墟甲骨的发现者之一，也是著名的甲骨收藏家，同时也是唯一一位记载早期甲骨发现和收藏过程的学者。这是非常珍贵的甲骨学史料。从他的文集中我们知道，他对甲骨的收藏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十分传奇。
王襄早年家境清贫，但当他于1899年秋天第一次从古董商范寿轩那里看到了珍贵的甲骨之后，就开始了千方百计购买殷墟甲骨的历程。由于当时他还是个穷书生，第一次只是力所能及地买了些小片。之后，他长期坚持收藏、鉴赏甲骨，总计约收藏有甲骨4000余片（然据李鹤年、杨鲁安先生称，王襄老人一生藏甲骨5000片）。他对这批通过节衣缩食购入的甲骨，视若至宝，爱护备至。
1900年5月，八国联军进攻天津，炮声隆隆。当时王襄老母重病在床，妻子也身怀六甲。他家的破房子在枪炮声中摇摇欲坠。王襄抱着一箱甲骨藏来躲去，生怕有半点儿闪失。6月18日，天津形势更加危急。王襄带着母亲、妻子逃到城外避难。老母终因贫病交加，撒手人寰。这时八国联军加紧攻城，猛炮轰击，东门里仓门口孙家胡同王襄家的房屋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匆匆赶回家里的王襄望着一片瓦砾，伤心地痛哭起来。天亮了，王襄与其他人一样，在废墟上刨挖起来。老天有眼，王襄找到了自己床下那一箱甲骨。原来，他们一家逃难时，他用被子包住装有甲骨的箱子，塞到床底。结果甲骨完好无损，真是不幸中之万幸。待战乱平息后，王襄全家移居城内东门里大刘家胡同，他把甲骨埋在母亲坟旁，直到抗战胜利才取出来。
王襄先生把珍藏的每一片甲骨都用新的棉纸或棉花包裹好，然后分门别类地存放在大小不等的硬纸盒中（鞋盒子、点心食品盒子等），在包装纸（盒）上用毛笔标明甲骨文原形字、殷干支或帝系人名等，存放在家里的大柜中，对自己极为喜爱和珍贵的部分甲骨，另觅安全、稳妥之地收藏。民国初年，一次家中夜间闹贼，存放在前院西屋客房箱柜中的甲骨，险些被窃。一场虚惊后，王襄先生便将所藏甲骨时刻携带在身边，自1914年开始王襄供职于当时的盐政系统，奔波于江南闽粤、川浙诸省，甲骨跟随老人辗转各地，也从未分开。
1934年夏，王襄由湖北沔阳乘火车返津休假，为了参观河南省博物馆展出的“新郑出土晚周文物”展览，决定途经河南开封作短暂停留。为了行动方便，便将随身携带的行李及装有甲骨的木箱，全部托交由铁路部门运回天津。并千叮万嘱，让火车押运员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当王襄先生返津提取行李时，却发现装有甲骨的木箱不见了，顿时大为惊慌，便急忙去车站询问、查找、交涉，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后来又托友人去北京沿途各火车站查找，仍无下落，这样反复折腾了近五十余天，仍无结果。这可是他辛辛苦苦收集多年的甲骨精品啊。王襄为此是一个多月缓不过劲儿来，闷闷不乐，郁郁寡欢。
就在无可奈何之际，突然一天有人把他的箱子送到了家里。王襄捧着箱子，不禁欣喜若狂。他急忙打开箱子，细加审视，木箱上盖前额已被撬开，但其中的甲骨竟毫发无损。这令他高兴之余又感到不可思议。原来，火车上有窃贼，在行李过秤时，就看准了王襄的这个用铁丝捆成双十字形、包裹得十分结实的箱子，断定必为珍贵物品。待偷去打开一看，原来箱内并无金银珠宝，而只是些破纸、烂棉花包裹着的“朽骨败甲”，“不值几个钱”，懊丧之极，认为不大吉利，就把箱子扔在车厢里的隐蔽处。后来这箱子随车被运到张家口的一个车站。因为箱子上有王襄的姓名和地址，所以就有好心人送到他家里。王襄十分感激，留客人吃饭，并酬以厚礼，以示不负于人。这件事后来他经常讲给人听，听者皆以为离奇而不敢置信。王襄十分庆幸珍藏的甲骨失而复得，从此，他再也不敢将甲骨随身携带至外地了。
1939年天津遇上了罕见的大水灾，“大水”殃及王家宅院，王襄及全家人惊恐万分，决定暂时移居英租界的元兴里“避难”，家中仅留有少数人护院。为了确保存放在大柜中的甲骨不被水淹，王襄先生特意将装有甲骨的纸盒放在大柜的顶层，四周用衣物垫牢，并嘱托护院人员要经常查看。待水灾过后，家人返回旧宅，查看大柜中的衣物和甲骨，安然无恙，王襄先生这才放下心来。
自甲骨被发现以来，很快就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一些外国学者和传教士也纷纷加入了高价收购甲骨的行列，于是一时间，众多珍贵的殷墟甲骨流向了海外。对于王襄等人收藏的第一批殷墟甲骨，因为时代较早，意义重大，经济价值自然不菲，这自然就引起了一些外国学人和传教士们的注意。
“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王襄为了不给日本人做事，辞去工作失业在家，生计艰难。家中的“财路”已断，仅能靠卖点什物来维持生活。天津“大罗天”一带（今和平区鞍山道与山西路交口西南侧，五十八中学所在地，过去天津著名的古玩市场）的古董商常去他家，游说他用大价钱将甲骨出售给日本人，以解决生活之需。王襄先生不忍使甲骨这种珍贵的国之瑰宝流入异邦，便以甲骨在内地封存，未带在身边为由，搪塞过去。他宁肯典卖衣服和家中物品以勉强糊口，也不肯把一片甲骨卖给日本人。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王襄家中已再无零散杂物可变卖，仅靠卖字难以维持全家的生活。北京来熏阁的陈济川（陈杭）先生、藻玉堂的王经理以及几位专家学者等，纷纷来到天津登门洽谈，要高价购买他收藏的甲骨，反反复复纠缠了一个多月。当他得知这些人是为外国机构收集甲骨的，便不为重金所动，一口回绝了他们。王襄曾说过，“甲骨是祖国的瑰宝，现在没有新的发现，将来也很难说会发现很多。卖给那些教会大学，将来也会流失异邦。等到中国人想研究就困难了！”
为保护辛勤搜集来的甲骨瑰宝，王襄历经艰难困苦，自始至终将其带在身边，时时拿出欣赏、研究，没有出售，没有失散，最终得以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1952年，王襄出任新成立的天津文史馆首任馆长。他为自己晚年能为国家做一点工作而激动不已。1956年，王襄以81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逢人就讲：我这一把老骨头也枯木逢春了！为了表示自己对新中国的一片真情，他毅然决定，把自己含辛茹苦积攒了一生的珍贵甲骨全部捐献给国家，为甲骨的收藏找到了最安全最可靠的归宿。
和王襄先生一样，孟广慧对收藏的甲骨，也是珍爱有加，奉若拱璧，其中的收藏经历也是一波三折，多有磨难。
关于孟广慧最早的甲骨收藏，是其与王襄一起，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在天津城西头“马家店”开始的。他挪用了他叔叔寄给他赴湖北省亲的钱，首次从范寿轩手中，以“一字一金”的价格购得一些甲骨。从而成为殷墟甲骨的第一批收藏者之一。
此后，孟广慧续有甲骨收藏，其甲骨藏品最终达到了430多片。
据孟广慧的小儿子、年届望九的著名书法家孟昭联先生讲，孟广慧所藏甲骨430片，分装在两个纸盒子里，大小片数不等地用《两汉残石编》样稿纸包裹着。每个包裹上都写着收藏说明。
1939年，天津发大水，老城一片汪洋泽国。时间急迫，来不及搬家。为了不使珍贵的甲骨遭到损毁，孟先生毅然放弃了其他文物（比如墙上挂的唐伯虎绘画真迹），雇用黄包车把甲骨运到了地势较高的住所。最终使这批收藏较早的珍贵甲骨幸免于难，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日伪时期，也有一些外国收藏家多次打孟先生这批甲骨的主意。但孟先生大都推说把甲骨拿到外地求人制作拓片，以不在手边为由，婉言谢绝，从而避免了珍贵甲骨向海外的流失。
1940年12月，孟广慧先生去世。由于家境窘迫，家人为了殓葬，先后将孟广慧收藏的古钱、字画、碑帖文玩等卖出。孟的继夫人诗氏委托孟的学生李鹤年整理其部分遗物，李于此时见到了这批甲骨。李鹤年托茹乡阁书店老板杨富村从中搭桥，将孟所藏多年的430片甲骨，以现金200元的价格收购。李鹤年计划将这些甲骨拓印出版，用来纪念自己的老师。从此，这批早期发现的珍贵甲骨，就到了另一位收藏主人、同样也是收藏家、书法家的李鹤年先生手中。
李鹤年先生是津门著名书法家，同时也是天津甲骨收藏家。对李鹤年先生的甲骨情缘，世人知道的不多。但甲骨学界都知道，李先生不仅是收藏大家，而且与王襄、孟广慧一样，为保存第一批珍贵的殷墟甲骨，含辛茹苦，忍辱负重，非常不易。2004年上海崇源艺术品拍卖公司天价拍卖的孟广慧早期甲骨，就是出于李鹤年先生之手。
解放前，瑞宝斋古玩店经理邢宝华曾两次介绍英国人和日本人来找李鹤年，愿意出几十倍的高价买其收藏的甲骨。此时李鹤年先生虽然经济拮据，但不忍心这批国宝外流，就推说这批甲骨现在外地雇人制作拓本，不在手边，看都没让他们看到。
1951年，经郭沫若先生介绍，李鹤年将400片甲骨以极低的价钱半捐半卖给文化部，现藏北京图书馆。自己留了30片用以继续研究和观赏。
“文革”期间，李鹤年因为出身问题被抄家，这30片甲骨被查抄归公。当时李鹤年下放到葛沽劳动改造，李夫人厉声对红卫兵说，“这不是四旧，而是国家文物，你们一定要交给国家保管！”
直至1970年，著名学者李先登先生在天津清理“文革”查抄文物时才发现了这批珍贵甲骨。到上世纪80年代，李先登先生将这批甲骨进行整理，撰文《孟广慧旧藏甲骨》发表在《古文字研究》上，将这一珍贵的学术资料介绍给学术界。后来根据国家政策返还给李家20片，另外10片不知所终。
李鹤年先生去世后，这些甲骨由其夫人及子女收藏。2004年上海崇源拍卖公司以天价拍出的20片殷墟甲骨，正是孟广慧的当年旧藏，是学者收藏的第一批殷墟甲骨，非常珍贵。在这批甲骨出手之前，李夫人特意在李鹤年的遗像前点燃了三炷香，祈祷说：一定要找个好人家。其情形就像闺女远嫁一样，感人至深。
天津的甲骨学研究，还应该包括王懿荣的甲骨旧藏。王懿荣当时是北京的国子监祭酒，他怎么会与天津甲骨学研究有关呢？
王懿荣与天津甲骨学是密切相关的。这是因为：其一，范寿轩是将殷墟甲骨首先带到天津兜售的，天津的王襄、孟广慧买不起这么多，才将剩余的甲骨背到北京卖给了王懿荣；其二，王懿荣虽然是京城国子监祭酒，但他的儿子王翰甫当时在天津为官，与孟广慧、王襄关系友善，而且孟广慧曾经通过王翰甫到京城拜访了王懿荣，观赏了其收藏的甲骨，尤其是当初自己无力购买的“半版整甲”，并请教了有关收藏的问题。
尤其重要的是，王懿荣殉难之后，家人变卖家中收藏，最后将所藏大部分甲骨卖给了刘鹗，而只留了一小部分由其子女收藏。王懿荣留给后人的这些甲骨，大多数留在了天津，其中一部分收藏在天津新声书院，一部分后来捐赠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天津市博物馆。
王懿荣是著名的爱国志士，其后人对甲骨的妥善保存和无私奉献，同样也是一种爱国情怀。这是非常值得赞扬的。
王襄、孟广慧、王懿荣、李鹤年等人的甲骨收藏，代表了甲骨早期收藏的大致情况。但是实际上，天津的甲骨收藏还远不仅如此。后来的罗振玉、陈邦怀、方若（药雨）、方尔谦（联圣大方）、杨鲁安以及许多不知名的收藏家，他们都有很多很好的甲骨藏品。另外，当年著名的甲骨学家明义士牧师的一些甲骨收藏，也曾在天津停留过相当长一段时间。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金璋，也在天津开始了他的甲骨收藏和初步研究历程。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构成了天津甲骨学研究的坚实基础。
在近年落成并投入使用的天津博物馆中，珍贵地收藏着王襄、王懿荣、陈邦怀、方若等人的早期藏品。这些甲骨收藏家，他们视甲骨为生命，想方设法收集甲骨，完好无缺地保存甲骨，后来又大都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这不仅是甲骨之幸，也是中华文化之幸，是天津收藏界的骄傲。他们为中国古代文化瑰宝的继承发扬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为后来的甲骨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