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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因素决定中国经济复苏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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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16日公布，随着国家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的逐步落实，国民经济企稳向好。备受关注的GDP季度增幅显著提高，同时，工业生产的回升、投资的增长、消费的回暖、出口下挫的触底以及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等，都在昭示中国经济正在走出最困难时期。
不过，笔者认为，不能忽视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约束条件，不宜过分看重依靠简单的粗放式投资和天量信贷营造的表面繁荣景象，应从以下五个方面判断中国经济是否真正复苏以及把握复苏之后的发展前景。
一是促内需的配套措施能否有效落实。在我国当前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等诸多约束条件下，要使量入为出传统深厚的广大消费者持续掏钱拉动经济增长，有点不现实。因此，促内需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配套支持条件是社会保障的真正全覆盖，以为广大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进而无后顾之忧地消费。而据专家测算，要在我国建立全覆盖的社保体系，至少还需要10万亿元的投入。因此，国家亟须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适当压缩基础建设项目，切实提高对健康医疗、失业保险的支出比例。
二是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能否转负为正。今年以来，外需持续萎缩。5月份出口降幅高达26.4%，6月份有所好转，当月出口环比增长7.5%的数据显示，出口最坏时期可能很快结束。但鉴于上半年出口负增长21.8%，其对GDP的拉动作用短期内仍难有实质性提高。此外，主要贸易对象经济形势依然十分严峻。5月份美国工业产值环比下降了1.1%，制造业产能利用率降至65%，特别是6月份9.5%的失业率使市场担心美国经济复苏将更为艰难。欧洲和日本经济也在衰退泥泞中挣扎。在此情况下，美欧势必调整过度消费的经济模式，储蓄倾向将不可避免地增加。预计今年下半年中国出口形势仍难有根本好转，出口下降的局面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假如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能转负为正，中国经济将难言真正复苏。
三是民营资本投资积极性能否真正调动起来。中国经济要在全球衰退浪潮中率先上岸，既需要大手笔投资与“国家队”进场，也离不开民营资本特别是中小民营资本的草根性责任担当。民营企业作为长期以来生长在夹缝中的主要就业载体与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在本轮经济与金融危机中所受的冲击比国有企业更直接、更严重。但真实经济现状显示，民营资本在本轮扩大内需的一系列计划中并没有得到平等待遇。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对广大中小企业来说，依然是“货币宽松，信贷紧张”，贷款空间受到挤压。因此，在热切期待经济复苏的关键时刻，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理应积极创造条件，切实降低民营资本参与产业振兴的准入门槛，消除对中小民营企业的信贷歧视，集各方之力共渡时艰。
四是经济战略转型中能否有效解决失衡问题。相较欧美部分国家政府的捉襟见肘，已有相当调控经验的中国政府应对危机的镇定以及保增长的措施与决心无疑值得肯定。可以预期，政府通过一揽子经济促进措施来保持8%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完全有可能达到的。只是，像中国这样的巨型经济体，如果没有建立一个能使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增长机制，仅靠见招拆招式的调控，至多只能解决表面问题。过去30年间，中国尽管凭借“全民补贴生产”的增长模式取得了超高速增长，但宏观经济风险却在不断累积，经济内外失衡。鉴往知来的反思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经济内外失衡的环境里保持可持续发展。因此，各地各级政府既要看重8%的增长底线，更要正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上半年高达7.37万亿元的新增信贷，可能带来的经济失衡状况进一步恶化以及新的资产价格泡沫累积的风险。基于此，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就不应局限于保增长的策略性选择，一定要通过系统性的政策设计与有效的执行力来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转型，彻底摒弃资源型、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期将经济增长的下一个周期建立在结构均衡的逻辑起点上。
五是支撑下一个繁荣周期的产业群能否形成。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球产业经过本次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冲击，目前正处于调整与恢复时期。但产业调整与发展步伐不会因为金融危机而止步。面对本次经济与金融危机结束之后世界范围内的产业重新洗牌，中国必须早作部署，打造自己的战略产业。未来一个时期，应在稳定经济基本面、巩固传统产业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增强前沿技术的预研能力，组织攻克航空、新能源、电动汽车、生物制药等产业的核心技术与关键技术，力求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早日形成能够支撑中国经济下一个繁荣周期的产业群。（本文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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