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世纪新阶段的今天，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人们发现，中国再次将目光投向这个"T"字形战略区域，密集选择其中的若干个地方，赋予其在不同领域的改革探索使命，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演绎新一轮改革"探路者"角色。

　　此间观察家认为，改革开放30年，中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发展空间趋紧、内外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迫切需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推进改革开放。着眼影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症结，打造T字形改革引擎，表明中国新一轮改革的战略布局逐渐形成。这些引擎担负着探索建设和谐社会、创新区域发展模式、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使命，领跑更大气魄的中国新一轮发展。

　　沿海和沿长江区域再领新使命：T字形改革引擎格局形成

　　——沿海"一纵"改革引擎部署完成。

　　5月14日，《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全文发布，《意见》将海峡西岸经济区定位为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试区域，并提出到2020年，海峡西岸经济区要率先建立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沿着时光回溯，5月6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为深圳发展重新定位，允许深圳在四个方面"先行先试"。此前的1月8日，国家发改委公布《珠三角区域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明确赋予珠三角发展更大的自主权，支持率先探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谐社会建设的新途径、新举措，为全国科学发展提供示范；继续承担全国改革"试验田"的历史使命，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取得突破，为实现科学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新鲜经验。

　　三年前的2006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正式宣布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明确天津滨海新区"先行试验一些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探索新的区域发展模式，为全国发展改革提供经验和示范"。

　　上海浦东新区在其成立15周年的2005年再次领命。当年的6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要求浦东新区"率先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推动全国改革起示范作用"。随后国家发改委批准的浦东综改《总体方案》和《三年行动计划》，赋予浦东"先行先试权"。

　　——沿江"一横" 新一轮改革引擎部署完成。

　　中国在2007年连续批准"沿长江经济带"的四大城市群（圈）作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07年6月，国务院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赋予其使命：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2009年1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赋予重庆市在多个领域"先行先试"；5月国务院批复的《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允许成都市在9大方面先行先试。

　　2007年12月，国家发改委又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求两个区域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并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尽快形成有利于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切实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新路。2008年出台的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总体规划（纲要）要求"先行先试"。

　　分析人士指出，从特征上看，这些战略决策和部署不同寻常，它们相较其他类型的部署多了一个字眼：先行先试，表明这些区域在新一轮改革全局中占据领跑者地位，共同成为"布点卡位"的全国棋盘中的重要落子。从空间上看，珠三角、海峡西岸、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位居东部沿海区域，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位居"沿长江经济带"的中部区域，重庆市、成都市位居"沿长江经济带"的西部区域，从南到北的沿海"一纵"布局和沿长江挺进内陆的"一横"布局相结合，构成T字形改革引擎格局，意味着国家改革开放战略从南到北的战略推进和从东向西的纵深发展，也意味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将形成东中西部齐头并进的试点格局。

　　更深内涵的布局：改革"剑指"六大全局性发展症结

　　分析人士认为，选择沿海"一纵"区域与沿江"一横"区域作为新一轮改革引擎，并非偶然。每个地方在全局中的改革侧重不同，扮演不同的角色，承担着不同的探索任务，但每一个定位都着眼于全国大局，恰恰正对应着中国经济社会迈向科学发展轨道所面临的全局性症结。在这些症结方面，这些地方具备领跑相应改革的全局性优势。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全局性症结主要表现在：

　　一是城乡二元"分割式"发展问题。城乡二元结构也日益强化，农村发展越来越落后于城市，城市发展得再好，如果农村跟不上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均无从谈起。重庆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城乡二元结构，同时具有中国很多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省区相似的基本特点，还具有中等省的构架和欠发达省的特征，是中国基本国情的一个缩影。而成都较早启动统筹城乡发展实践，成效明显，有基础。择其进行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有利于探索省级构架下的城乡统筹之路。

　　二是人与自然发展的矛盾问题。经历30年的高速发展，今天，中国的"发展性"压力凸显，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资源环境的制约，通过无限制掠夺自然方式发展的粗放型老路已经难以为继。中部地区正处于大规模承接发达国家和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初始阶段，有利于在解决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问题上进行探索，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发展模式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新路，避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

　　三是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从全国来讲，中国经济布局凸显出"南高北低""东快西慢"的格局。能否实现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难题。"三北"地区的加速起飞，政府不可能平推发展，而必须寻找一个见效快、辐射能力强的带动点，首选之地非天津莫属。天津滨海新区是"东中西"板块与"南中北"板块在环渤海地区的连结点，具有联系中国东西南北各方的枢纽功能，是理想的区域经济发展新的战略启动点。在沿长江经济带的中西部区域选择四大城市群，则容易发挥沿江经济带的"树形发展"辐射效应，加快中部崛起战略的落实和给西部大开发带来巨大的推动力。

　　四是行政区与经济区二元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级调控主体和利益主体，形成了以地方政府为核心、以其管辖的行政区为界限的"行政区经济圈"。行政区与经济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突出制约因素。这在珠三角地区表现尤为突出，《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对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作出定位，为其错位发展提供指引；同时环珠三角区域内部粤港金融业错位发展各有明确，就是希望其在区域内部城市间错位发展提供探索。

　　五是两岸关系发展问题。台湾问题关乎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在当前两岸关系出现重大积极变化的新形势下，应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着力推进两岸交流合作，促进两岸互利共赢。海峡西岸经济区东与台湾地区一水相隔。福建省在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居主体地位，与台湾地区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具有对台交往的独特优势。

　　六是国内外二元矛盾问题。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后，国内许多问题都受国际因素影响制约，改革开放开始进入接轨国际惯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层次和新阶段，要求从世界的横向联系中，用全球战略眼光谋划"破旧立新"。当前我国关系市场经济改革改革成败的土地、金融、资本市场、劳动和技术市场等要素市场深层体制问题还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经济质量的"世界差"问题突出。在进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能承接形成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相适应的经济运行规则体系这个任务的，正是极易发挥面向国际制度创新"转换器"功能的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深圳。

　　改革"战略性升级"：弈到中局的科学之举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改革正步入弈棋的中局阶段，选择T字形引擎领跑新一轮改革，正是中局阶段的科学之举。

　　中局阶段改革所处的环境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全球因素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更加直接和深刻，全国的改革与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转折时期，呈现明显的“升级性”特征：一是由开局阶段分散的单项改革、重点主攻经济体制改革，转向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改革；二是由开局阶段以经济体制"破旧"为主要任务，进入到"立新"阶段，主要任务是制度创新和完善。这个阶段的每个单项改革都"牵一发而动全身"，既绕不过去，又布满风险。

　　观察家认为，中央密集启动新一轮改革布局，既求改革发展规律之真，又务改革需要加快推进之实；既立足应对各地“个性化”发展之需，又着眼未来科学发展新境界，可谓把脉精准，部署有序，极具深意：

　　一是体现出中央坚定推进改革的决心。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容易改的都基本上改了，剩下的都是难改的。在新世纪新阶段启动新一轮改革，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继续推进改革，进一步向世界展示我国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作为前30年中国成就中最为宝贵的"改革开放"经验，在下一个30年中，仍然不会动摇，并且坚定不移。

　　二是体现出中央对中国发展阶段的准确把握。改革已经迈入"深水区"，这个"深水区"对改革的要求不只是一个制度或者两个制度的改革，也不是浅层次的改革，而是对深层次的系统性和配套性的改革提出了要求，每一项改革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才能进行。改革由单兵突击向系统性要求转化，从浅层次的释放潜在经济动力要求向深层次的挖掘经济内在动力的要求转变。改革探路的方向，将不停留于经济建设，而驶入社会管理、文化发展、行政体制改革等全方位领域，更宽泛的意义，是国家的科学发展、社会的和谐推进。中央适时将整个改革的重点转移到综合配套改革，这种改革的"战略升级"顺应了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必然逻辑。

　　三是体现出中央对中国发展不平衡国情的科学把握。中国虽然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时代，但发展不均衡的国情，给改革增加了难度、复杂性和风险性。因此，对全局性症结问题的改革，仍需要采取在局部地区先行先试的策略和方式，一方面可以通过试点探索，积累经验，通过局部示范、以点促面；另一方面，可以把改革风险和试错成本控制在一定区域之内，平稳有序推进改革进程，以减少改革成本，降低风险。

　　四是体现出中央对改革实践的求真务实。以往的改革基本都是国家出政策，地方试点，而现在基本上是地方先出方案，中央宏观指导。

　　考验地方的"中国命题"：用好先行先试权

　　与过去经济特区"让利"不同的是，新一轮改革部署中，中央淡化了优惠政策的试点，而是赋予地方在改革探索方面先行先试的优先权、更大的自主探索主动权。改革自主权，用好了，法力广大；如果用不好或被滥用，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留下影响深远的隐患。上述改革引擎地区的实践情况如何，将直接影响到下一步改革的全局部署。如何运用好先行先试权，使中央关心、全国关心的问题在各自地区能有所突破，是考验地方政府的一道重要课题。

　　分析人士认为，地方政府要用好先行先试权，必须要经受住四大考验：

　　一是信心的考验。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复杂性和风险性强，首先需要的就是信心，不能有畏难情绪。先行先试能否获得先发优势，考验的是地方有没有比黄金更可贵的信心，有了信心，才能有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决心和行动。

　　二是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的考验。新一轮改革部署，并不是中央对某个地方有什么偏爱，而是国家全局发展的需要，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发展全局作出的一个战略谋划，是中央交给这些地方的重大任务、"全国试验课题"和国家使命，最终目的是把解决本地实际问题与攻克面上共性难题结合起来，为推动全国性的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先行先试更多地是赋予地方开拓创新、深化改革的一种责任。各地应从国家战略角度看待自身的改革"探路者"角色，把改革试点放在全国改革攻坚的大局中去谋划，绝不能把"先行先试"当成保护伞，追求行政区经济"自闭式"的发展，甚至谋取个人私利。

　　三是科学谋划能力的考验。新一轮改革不是一般的"改"与"变"：第一，它是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开展的，改革的目标指向是科学发展；第二，本轮改革不同于专项改革试点，而是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不同试点地区要取得最后成功,主要靠综合改革的推进；第二，本轮改革不再是外围改革，而是触及核心的改革，是制度创新。因此，需要认清新一轮改革改革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到新时期的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不能急于求成；要坚决改变"重眼前利益，忽视长期战略"、"拍脑袋决策、凭经验搞掂"的倾向，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来武装头脑，做到科学思维、科学决策、科学落实，减少盲目性和失误，理性、科学、有序地推进。

　　四是眼界的考验。"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趋势。在当前开放合作的世界中，在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浪潮的今天，只有放眼世界，方可言自身大发展。新一轮改革部署处处体现着中央的世界眼光，需要各地在立足本土实际的同时，在全球视野下、全国背景下审视自身，善于学习借鉴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有益经验，博采众长，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自身特点的改革新路。这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新潮拍岸，风帆满挂。随着新一轮改革部署在实践中的具体展开，中国必将推涌起一个更为迅猛的科学发展势头。新一轮改革将开启中国改革开放未来30年的创新大门，将积累更强的制度优势、带来更实的民生福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牢固甚广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