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对于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现在需要从三个方面提高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魏尚进在“2009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对于“国际货币体系和人民币角色”发表了演讲。在会议间隙，他接受了CBN记者的采访。

　　CBN：在国际化之前，人民币是不是要先成为区域性货币？

　　魏尚进：人民币区域化已经开始了，现在很多周边国家已经在用了，但都是很小的量。其实区域化与国际化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比如欧元在东欧、中欧国家之间在用，其他国家也可以用。因此从区域化到国际化之间并没有太大的转折。

　　CBN：我们在有生之年是否可以看到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要多少年可以实现？

　　魏尚进：现在美元是储备货币，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储备货币在我们有生之年可能看不到，但是人民币国际化之后，作为多种储备货币之一还是可能看到的。

　　重要的是，国际化是既有利又有弊的，不能只看到好处，看不到坏处。

　　一个好处是（人民币）国际化之后，国内企业的融资成本就比较低了，另一个好处是不用担心出现外币的债务危机，比如印尼、东亚的金融危机，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很多债务是以美元计的，一旦外部形势变化，就还不出钱了。假设你的货币是国际化的，那么政府、企业融资货币就是以本币计的，这样永远不会有外币的债务危机了。这是重要的好处。

　　主要的坏处是，实现国际化的先决条件是要资本项目开放，这样是有很多风险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很多国家，拉美危机的很多国家，包括这次危机中的冰岛等国家，危机蔓延的渠道之一就是国内监管体系比较欠缺，而资本账户却很开放，这样很容易出问题。危机对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打击，失业率上升。这是国际化的成本。因此当经济到了这个阶段，需要把国际化带来的好处，与由于增加金融危机的概率带来的坏处进行比较。一般来说，（国际化的时机）需要国内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国内监管水平更加上一个平台的时候，把风险降低，才可能去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判断多少年本身不是很有意义，更加有意义的是要多少年中国才能把中国金融监督管理的水平提高到一个平台，使得那时国际化风险较小。这是政策改革的方向。现在签署更多的货币互换协议，让别的国家多用人民币，这当然有意义，但更重要的是对我国金融监管的能力和框架有什么要求，需要做什么改革，需要多少年才能完成这个改革，这是对国内政府的工作更加有意义的问题。

　　CBN：目前来看国际货币体系无法改变“美元本位”的格局，无论SDR还是其他货币都无法取代美元的地位，那么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可以改变的有哪些方面？

　　魏尚进：其实有很多具体事情可以做，比如扩大在IMF的SDR特别提款权，现在已经做了，还可以再扩大。中国还要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在这方面改革之后，即使在不改变储备货币的情况下，对各国的经济政策的安排，对各国经济政策的要求也会改变。

　　人民币相对美元的地位改变不会在5年、10年之内完成，但慢慢会向这个方向走。

　　CBN：周小川行长昨天说到虽然中国现在有一定国际地位了，但中国还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您认为中国现在应该要什么？

　　魏尚进：在话语权提高的时候，中国要想清楚要什么。提高话语权之后，需要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讨论不应该仅仅是围绕汇率。汇率很重要，但不是唯一的东西。比如各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和对主要世界金融中心的主要金融机构的管理和监督，包括所谓的对冲基金、离岸基金的管理，这些发展中国家都是没有发言权的。这些中国应该提。

　　中国提高话语权至少有三个层面，第一是IMF、世界银行的第一把手不一定非要是美国、欧洲国家的。我仔细研读了基金和世行的章程，并没有这样的明文规定，这是不成文的。第二是高级职员方面，比如中国经济是印度经济的三倍，但在IMF，印度职员对中国的职员比例是10：1，这就不合理。为什么这很重要呢？因为IMF给出的政策建议，很多是由职员起草的，虽然各国会员政府名义上是董事国，但他搞不清文件怎么写法、内涵怎么样。所以都是由职员起草的，高级职员在政策对话中需要了解对方的情况，而不能照搬自己国家的情况。但职员中中国人很少。如果高级职员有更多的中国人或者东亚人的话，这方面的情况会有改变。第三个方面是直接的投票权，现在是5%多这个投票权是报纸上讲得最多的，但这相对并不重要。中国从多国一席转变为一国一席，这是很重要的转变。但接下来是5%或7%，并不重要。因为基金和世行最最重大的决定需要85%的票通过才行。哪个国家如果有15%的投票权，就可以否决这个决定，所以15%才重要。现在只有一个成员国——美国的投票权是18%。所以中国现在是5%，增加1个或2个百分点没有实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