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常以红色代表吉庆、祥和、富贵。被誉为“千窑一宝”的红釉瓷器，自元代起便被封建王朝青睐，成为宫廷内陈设、观赏和祭祀的主要瓷器品种。

　　红釉瓷器在制作时用氧化铜作为着色剂，它的烧成难度甚大。在烧造时，产品所放置的窑位、窑里的温度与气氛甚至窑外的天气季节变化，都对它的烧成有很大影响。早在汉代，当时的铅绿釉是由铜在低温氧化气氛中呈现的绿色。铜还能使高温石灰碱釉在还原气氛中变成美丽的红色。高温铜红釉瓷器始于唐代长沙窑，但当时只是偶然的制作。据记载，景德镇在北宋年间就已生产铜红釉瓷器，南宋周辉在《清波杂志》中说：“饶州景德镇，陶器所自出，大观间有窑变，色如红朱砂。”

　　元代时，景德镇已能成功烧造出釉里红瓷器。除技术因素外，也可能与元统治者将红色规定为“贵色”有关。《元典章》中规定民间禁用的颜色有9种，即柳芳绿、天碧、真紫、鸡冠紫、迎霜合、栀红、红白闪色、胭脂红、赫黄，其中与红色有关的就占5种。元朝制定的官服也与红色有关，一至五品是紫色，六品、七品为绯色，七品以下官服不准与红色沾边。此外，元时皇家宫廷建筑一律是“朱砂涂壁，红重胭脂”，而民间百姓家的大门则严禁使用红色。由于红色在当时成为权贵之象征，所以红釉瓷器在元代也成为宫廷享用之物。

　　明代永乐时期，由于红釉烧造技术趋于成熟，生产器物比元代时要明显增多，这时烧成较好的红釉色调纯正、光莹鲜艳。明宣德时，红釉技术进一步发展，此时制作的产品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也较前朝丰富多彩。这时的红釉色如宝石，被后世称为“宝石红”，达到了红釉烧造的鼎盛时期。但是，宣德之后，明代中、后期的红釉制作不甚景气。一直到清代康熙年间，又得到了长足发展，此时创烧了誉满天下的郎窑红和豇豆红，还烧造出了珊瑚红、胭脂红等品种。

　　清代康熙时，江西巡抚郎廷极酷爱古器，对陶瓷颇有研究。那时他兼管景德镇督陶之责，所生产的官窑瓷器称作“郎窑”。同时代文化人刘廷玑说郎窑“仿古暗合，与真无二”。而郎氏最大的成功在红釉瓷的烧制上，假如说豇豆红淡雅柔润，祭红釉深沉含蓄的话，那么最为名贵的郎窑红釉色莹沏浓艳，仿佛初凝的牛血般鲜红，故而亦称“牛血红”。它有一种强烈的玻璃光泽，光亮夺目。郎窑红的另一个特征是釉的流动性大，垂流的部分更是色浓釉厚，然而恰好中止在底足周围，整齐如削，决不流过。器口边缘由于釉层较薄，多显露胎骨，一般呈粉白、淡青之色。它与周身莹沏浓艳的釉色交相辉映，形成郎窑红独特的风格，这就是文物考古工作者俗称的“脱口垂足郎不流”，也是鉴定时的要诀。

　　图中郎窑红观音尊系康熙宫廷用瓷。观音尊器形优美匀称，釉色鲜红，光彩夺目。釉质纯净肥润，玻璃质感极强。口沿及底足处有一圈白色边缘，俗称“灯草边”。器底部为米黄色，俗称“米汤底”。瓶的内壁施白釉，白色纯正，类雪似银，与器表的鲜红色形成强烈的对比，相映成趣，令人爱不释手。这一件成功的红釉之作，现收藏在香港听松书屋。张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