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线与网友交流时说，危急时刻，信心比黄金(210,2.68,1.30%)和货币还重要，“只有消费者有信心，才能大胆消费；只有企业经营人有信心，才能大胆地投资”。

　　然而，温总理也知道，消费和投资不是光靠号召就能够推动的。他说，在政府“一揽子计划”中，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被列为应对危机的四大措施之一。

　　“现在，的确是推动社会保障的好时机。”一直致力于社会保障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郑秉文说，社会保障和其他工作不同，它除了有乘数的当期效应外，还有真正撬动和持续释放国内需求的“魔力”。从更高角度讲，提供全民生活的安全感是一个政府存在的重要理由。

　　看着很美，吃不到嘴里

　　今年春节前，“家电下乡”到了河南农民崔怀斌门口。正好儿子从广东汇来2000元钱，一个大彩电眼看能抱回家了。然而，他老婆拿到钱后直接存了起来，还教训他一番：“孩子要结婚，老人还在生病，处处都要钱，怎么好乱花？何况儿子还是临时工，不知道啥时候就没了饭碗。”崔怀斌无话可说，老婆大人是对的。

　　习惯了超前消费的美国人也许看不懂：政府财政补贴13%，为什么中国农民还不出手，他们真的都有厌恶消费倾向吗？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中国农村市场看着很美，但还吃不到嘴里——农民在商场转上很多圈，手里的票子都攥出汗来了，最后还是空手而回，让商家干瞪眼。

　　“中国人不是喜欢存钱，而是生活逼迫他必须储蓄。我们的社会保障体制没有完善起来，谁也不敢大把大把地花钱。”河南财经学院教授樊明说，市场经济教育了人们，人们深感“江湖险恶”，他们必须抓住一些有安全感的东西。

　　的确，银行里20万亿的巨额存款躺着睡觉，脱离了计划经济全能型保障之后，老百姓只能把目光盯着未来。

　　在网上交流时，西部农村的一位老人问温总理，他和老伴一个月只有儿子给的20块钱，什么时候能像城里人那样拿到养老金呢？温总理心情沉重，“在农村最困难的是无人照顾的老人。当然，他们中最为艰难者就是孤寡老人。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从今年开始，我们将建立农村养老保险，虽然水平还很低，但是今年力争达到覆盖面10%。”

　　长寿是许多人的梦想，可没有保障的长寿却如同一种惩罚。在中国，“养儿防老”的传统依然顽固，“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却已发生改变。养老问题，成为东方泱泱大国让人头疼的问题之一。靠老年人拉动消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衰老之外，让百姓担心的还有疾病和失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之前，超过一半的农村贫困人口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急救车一响，一头猪白养”……这些顺口溜儿是老百姓颇为辛酸的描绘。即便是在城市里，疾病也可以使一个小康之家陷入赤贫。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国家用5年的时间，来争论医疗体制改革。

　　计划经济时代，铁饭碗可以端一辈子。然而，市场经济没有这一说。这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更为明显。不仅千千万万的农民工一夜之间被辞退回乡，一些城市里的“白领”、“金领”也面临被裁员的境地，相当数量的大学生，毕业就意味着失业。一位在某著名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女士甚至告诉记者，“以前我是做上市公司审计的，现在我的业务是网上算命。”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生活风险多样化、复杂化乃至国际化的时代，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说，在这个时代，个人和家庭就像汪洋大海里的孤舟，不知道哪一个浪头打来就会翻了船要了命。这个时候指望人们花钱拉动消费，恐怕很难。

　　社保不仅仅意味着花钱

　　政府显然在努力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也定调说要大幅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温家宝总理则说得更为具体。

　　除了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外，扩大城乡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加大保障性住房工程都在一步一步推进。预计3年后90%的公民会有医疗保险，750万户困难家庭将有房子住。

　　“现在政府转过弯儿来了。社会保障不仅仅是人们的福利，也是市场经济运行重要组成部分。它不是一种单纯的花钱项目，而是发展繁荣必备的安全阀、缓冲器。”郑秉文教授认为，过去很多拉动内需政策不起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从社会保障着眼，结果总是雷声大雨点小，事倍功半。

　　数据显示，中国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一直落后于发达国家。在中央财政层面，这方面的支出比例只有10%左右，远远落后于加拿大的39%和日本的37%，而且这笔开销基本面向城镇职工，流向农村农民的非常少。

　　“国内需求不足，所以我们就拼命出口，但是出口拉动增长的副作用越来越明显。”郑秉文称，我国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70%，国际上的风吹草动都会传递到国内，而此次全球经济危机更是让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短板无所遁形。中国经济空前迫切地需要升级转型——这种升级转型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市场是否能成熟起来。“从这个角度考虑，社会保障除了给民众穿了一层保暖服外，还给经济发展提供了持久的动力。”郑秉文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窻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在“50人论坛09年会”上发言时表示，根据大量家庭数据估计，如果能够给最低收入的人群医疗、失业等方面的保险，在收入不增加的情况下，他们的消费也会大幅度提高，“我们的测算结果是，仅仅给20%的低收入群体增加一项社会保障，他们就可以增加100亿元消费。”

　　历史的经验也支持学者们的判断。美国1935年通过《社会保险法案》并建立起至今运转良好的社保体系，在相当程度上就是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结果。当时，经济危机严重削弱了美国居民的消费能力，1929年私人消费为5939亿美元，到1933年降到了4848亿美元。

　　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大刀阔斧实行“新政”。1935年通过《社会保险法案》，1936年社保制度正式运行，1937年美国私人消费水平就回升到6297亿，1940年攀升至6880亿，1945年达到8084亿。从1947年至今，美国私人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始终在60%以上，一直呈平稳上升趋势，成为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

　　学者们期望，中国也能够取得类似的飞跃。